大迁徙

我至今尚未真正成家，却已经历了许多次搬家。诸多搬家中，数这次最为辛苦。和爸爸妈妈一起住时，搬家虽多，却都不用我操心。今晚还住旧家，明天回来时就已踏入布置好的新家。在北京的两次搬家，虽是独立完成，但东西不算太多，也还不太费力。

这次L特地从武汉赶到重庆，和我一起搬家。我们比较了几家托运公司，还是无奈地选择了昂贵的宅急送托运冰箱、洗衣机、电脑、麻将凉席。剩下的两个颇重的纸箱，本来想通过中铁快运托运，那边的人却说他们元旦期间要放假，不知能否上门提货。L于是决定到火车站去办随车托运。为此我们在上火车头一天，亲自跑到火车站去“踩点”。却原来那里还是中铁快运，只是提货取货都在火车站，这样价格当然就便宜得多。

剩下的就是我们随身带的行李了，这包括两个拉杆箱、两个大书包、三个大纸箱。2008年的第一天，1月1日下午，我们带着这些行李和要在火车站托运的两个纸箱，出发了。我到小区外面叫了辆出租车进来。司机看到我们的行李，不干了，声称我们把他的车当卡车用。L气不顺，同司机吵起来。我于是又叫了第二乘出租车进来。L和司机仍在吵，行李有一部分挪进了出租车，第二个司机看到我们的行李，也跟着第一个司机开始合唱。我趁着他们三人合唱的空儿，把剩下的行李挪进了第二辆出租车。两个司机一边继续发着牢骚，一边开动了车。

不一会儿，我就看不到L坐的那辆出租车了。我这辆车的司机声称，出租车不能停在火车站托运处，于是他把车停在了“棒棒”云集的地方。车刚停，一群“棒棒”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我还在付车费，“棒棒”们就手脚麻利地打开车门，搬起东西来。任凭我连声价地叫唤“不要动，不要动”，他们仿佛没听到一般，兀自埋头苦干。我急了，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不要动！！”几个“棒棒”愣住了，抬头看了我一眼，停了一秒又开始搬，嘴里还说着“这么多东西，你肯定搬不动，莫怕，我们不会拿掉你的东西的。”我无奈，只好来个不理不睬。下车后，我着急地搜寻着L的那辆车，“棒棒”们自个儿议论：“她肯定是在等什么人。”然后也跟着我一起搜寻出租车。眼看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出来了一家子人，“棒棒”们兴奋地指给我看：“你看，你看，这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我不理，掏出手机打电话。电话刚通，却看到L远远地朝我走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扛行李的“棒棒”。我还没开口，我身后的一群“棒棒”却欢呼起来：“嗨！嗨！”他们是在和L身后的两个“棒棒”打招呼。一边招呼，一边又扛起我的行李准备迎上去。我和L齐声大叫：“站在原地，不要动！”好容易我和L会合了，两边的“棒棒”也会合了，亲热地打着招呼，他们帮我们决定了：一起帮我们搬行李。L只好提出，不管多少人，一共给21元钱，把行李搬到托运处，托运后把剩下的行李搬到候车室。“好！好！”

一群“棒棒”肩扛手提，大步流星，俨然领路者的模样，方向却与我们昨天去到的托运处相反。“哎，哎，你们方向搞错了吧！”我和L叫道。“不会啦，托运处我们一天跑多少趟，没错啦！”我们已经快晕头了，只好满腹狐疑地跟着他们走。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门面很小的托运处，看托运处的人的眼神，就知道他们认识这些“棒棒”。L大叫一声：“不是这里！我们昨天已经去了托运处了，在那边！”“这边是一样的啦！”“不行，那边我们已经交钱了！”L这一诈有效，“棒棒”们恋恋不舍地跟我们离开了这家私人托运处。到了火车站的托运处，里面有些冷清，一个“棒棒”大叫起来：“哎呀，这边要下午两点才上班，还要等一个多小时呢！”我和L愣住了，上前一问，人家却说现在就可以办理。我正填着单子，“棒棒”们叫开了：“不行，这还要等多久啊！我们要走人了，把钱拿来！”我不理，只听着L舌战群“棒”，最后还是败下阵来，掏了21元让他们走人。托运处的工作人员饶有兴致地在一旁观看，末了点评道：“这简直像抢人。”

托运完行李后，我们只有自己将剩下的行李扛起，交10元钱去了贵宾候车室。这里可以直接到站台，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终于在候车室坐下，我俩疲惫不堪，大眼瞪小眼。

这中集和上集一隔就是近一周，都因这些天太过忙乱。眼见此帖要变太监帖，还是拾掇拾掇快要流散的记忆，凑个团圆吧。

最麻烦的事

在重庆的最后一周，遭遇的最麻烦的事是退办。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退宽带、退公交IC卡、退轻轨卡、退图书证，无一不受阻。首先是退宽带。之前已经电话咨询过的我，自信满满地带上身份证、押金单、宽带登记单之类，直奔上清寺的电信分公司。工作人员懒懒地接过我的各种单据，操着一口醇正的重庆话说：“把身份证拿到旁边的电信营业厅去复印。”我心中不满：为什么电话咨询时，没说要复印身份证？好在复印身份证并没收钱。

退宽带倒是几分钟就搞定了，可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把押金退给我的意思，转头和同事闲聊起来，自然又是可爱的重庆话。话说这押金有一千大洋，是专门针对没有重庆户口的外地人而收。我急了：“押金怎么不给我？”工作人员缓缓地转过头来：“押金？那要等你1月6日以后交了12月的宽带费后，再退给你。”我更急了：“可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了啊！”工作人员脸上仍是波澜不惊，她看我一脸猴急的模样，打发道：“这个你到旁边的营业厅去问问吧，这是他们的事。”

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态度比较好，他向我耐心地解释，必须在费用结清后才能退宽带押金，而本月的宽带费必须在下月6日以后才能缴纳。尽管我再三强调自己的情况，并说我的宽带已经停了，不会在生成新的费用了，现在就可以把12月的费用结清，但工作人员还是说程序不允许，他本人的坐姿和神态也像那程序般端正，任凭我急得跳脚也是纹丝不动。我只得怏怏而去。

接下来的一天我去退我和L的公交IC卡。重庆的公交IC卡号称重庆八大民心工程之一，虽不如北京的月票划算，但相比武汉的公交卡，确实要更便利。武汉的公交卡只有9折优惠，而且只有少量公交线路能享受此优惠，而重庆的公交卡8折，且能应用于绝大多数公交线路，就连备受诟病的“7”字头“私人公交车”也被政府招安，纳入了可以刷公交卡的范围。那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家可以受理退办公交卡业务的重庆银行，工作人员却好像头次听说有人退公交卡：“你为啥子要退公交卡呢？自己留着吧。”接着她又说，公交卡有折旧费，可能退不了多少钱。我想，公交卡的工本押金20元，总能退个十几元吧。谁知她劈哩啪啦地一算，退给我两元大洋。怎么这么少？她又解释开了：从办理公交卡开始，每月都要扣掉一元钱的折旧费，直到把20元扣光为止。可我想了想，即便如此扣，也不会只有两元啊。也罢，我懒得和她再理论，掏出另一张公交卡。另一个坏消息来了：“你这张卡上还有十几元钱，按规定卡上如果超过一元钱，要4个工作日后才能退掉卡上的余额。”已经快昏头的我，只说了句：“行，我不退这张卡了”。

心想：我还要在重庆待几天呢，再用几天公交卡，可比在这里退公交卡划算。

出了银行，我突然想到：轻轨卡说不定也要隔几个工作日才能退掉卡上的余额呢。我的轻轨卡上还有60多元，想来头皮一麻。到了轻轨站，果然不出所料，要7个工作日后才能退掉余额。之前我曾经咨询过轻轨站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关于退卡的事，他却压根没给我提过这一茬。我像祥林嫂似地，将自己的情况又重申一遍，两个工作人员好心地帮我想办法。先是去请示上级领导，领导又抛出了“程序不得更改”论，接着她们建议我可以把卡卖给要办轻轨卡的人，可半天也没等来一个办轻轨卡的，最后她们说可以帮我问问轻轨站里的保安，看他们需不需要轻轨卡。终于有位保安大哥以50元的特优价格购买了我的轻轨卡。

在经受了一连串的挫折后，我饱受L的责备，什么这些事情要提前办理啊，什么我没咨询清楚啊，什么我办事就是不能令人放心啊……他得知我还有图书证未退时，责令我立即提前电话咨询图书馆。接着他又苦口婆心地说：“早就跟你说过，这些事要提前办，别的繁琐程序不说，单说万一人家电脑坏了，你就是十万火急，人家也办不了。”话说得挺有理，可这番苦口婆心怎么不早点说呢？我于是电话图书馆，在反反复复地确认了明天可以退图书证，当天就可以取回押金，只需带身份证、押金条即可后，我才挂上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重庆图书馆，还没进大厅，就感觉里面有些冷清。重庆图书馆和武汉、北京的图书馆相比，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次可以借的书比较多。它的押金有两种，100元押金一次可以借3本书，200元押金一次可以借6本书，而武汉和北京的图书馆一次都只能借2本书。而且重庆图书馆可以在网上和电话里办理续借，武汉图书馆却非得亲自到图书馆办续借。

话说回来，我一进大厅，就看到工作台上摆了“系统故障”的白色牌子。我的脑子一嗡。工作人员说：昨天下午（也就是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还好好的，今天早上突然出系统故障了，这是自新馆开馆来第一次出系统故障，退图书证不用说是办不成了，什么时候故障好谁也不知道。我顿时觉得L很像一种叫乌鸦的鸟类。幸运的是，系统故障到下午时好了，在图书馆泡了一天的我终于退掉了图书证，取回了200元押金。

最舒适的一刻

今天是1月2日，早上7点我下了T258重庆－汉口的火车，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坐这班火车，但它大概是最后一次，我唯一的感觉是寒冷。

往前回溯在重庆的最后一周，淘剩下的记忆碎片就更少。

心情最舒适的一刻是L来重庆的那晚：12月29日。我们在临江门吃完老鸭汤，慢慢步向解放碑。在武汉的平原上伸展了三个月，L开始怀念重庆的崎岖山路，高楼大厦，他说，重庆更有都市感。解放碑正在搞十年展，在步行街中间辟出一条长廊，展出解放碑十年来的图片。一个“棒棒”两手搭在木棒上，凝神注视着移动电视屏幕上巡回播出的关于解放碑发展的短片，很可惜当时没有带相机，但这帧镜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彼时的我已经辞职，无事一身轻。L就在身旁，我要和他一起回家，告别分居岁月。我们在夜色中随意品尝着重庆这杯都市的酒，一种轻松舒畅感倏然流灌于空气中，这是少有的，当然，也是稍瞬即逝的。

我租住的房子后面，也是一排房子，但那些房子是依山而建，因此我租住的房子后面，也是一座小山。山上无猴子，但有蛾子。夏夜时，那些在我看来硕大无比的蛾子便会在窗户上贴着扑腾扑腾地，想扑向我家温暖的灯火。每到这时，我便会慌忙火急地找到苍蝇拍，使劲地从里面敲打蛾子，想将其驱赶走，但它们依旧恋恋不舍。我们一般会关上半扇窗户，以免蛾子飞进来，但急火火的蛾子总还是能找到空隙钻进来。蛾子钻进屋里后，我便开始尖叫了。随着蛾子高低起落，我的尖叫也起落高低。接着我就开始躲，如果蛾子飞进卧室了，我就躲到客厅；如果蛾子在客厅里，我就躲到卧室，或者干脆躲到厨房去，把挥舞着苍蝇拍的L推到前线与蛾子战斗。听到“啪”的响声时，我就问L：“死了没？”他说“死了！”我才施施然地凯旋而归。

蚂蚁是L在解大手时发现的。他蹲在厕所里问我：“你怕蚂蚁吗？”“还好。”“我发现了一个蚂蚁窝。”他眼睛专注地盯在某个地方，一字一顿地说。“什么？”我跳起来。“这儿”，他指着厕所的一个旮旯角儿，我凑过去，果然看到许多蚂蚁在那里忙忙碌碌地。我们没有杀虫剂，L找来洁厕灵，滴在蚂蚁窝的位置。刺鼻的气味让我们自己都不想在厕所里多待。我和L又拼命地踩死了几只蚂蚁。第二天，我们再去看蚂蚁窝时，发现蚂蚁有搬家的迹象了。关于蚂蚁搬家的故事，小时候在书本上看到过一些，如今可以实地观察了。看蚂蚁的意思，是要往楼上搬，它们顺着厕所的墙壁沿斜线向上爬，目的地似乎是屋顶的下水管道。L说：“我们要不要通知楼上的？”而我只求它们快点搬家。搬家的蚂蚁有往上爬的，也有往下爬的，这让我一度疑心它们到底是在往哪儿搬。仔细看过去，它们真的像书上说的那样，相对而行的蚂蚁会用触角打招呼，或许还用触角在交谈。我们还看到了特别大的蚂蚁，它在搬家队伍中来来回回地巡视，L说：“这是监工。”眼看着大批大批的蚂蚁爬上墙壁了，爬上窗台了，有些不老实的，还爬到厨房去了。蚂蚁们搬家的速度不快，闹腾了一星期还没搬完，实在不如重庆的棒棒军。黑云压顶的蚂蚁在厨房厕所里活动，仍然让我很不爽，没事就去弄死几只。我责成L想办法，让他去买杀虫剂，他却说我把蚂蚁看得太重要了。终于在L去凤凰旅游的时候，我亲自从超市里拎回一瓶杀虫剂，对着我已经不知是在搬家还是在干嘛的蚂蚁一顿扫射，心里痛快多了。

第二天蚂蚁果然销声匿迹了。然而就在我扫射完蚂蚁的第二天夜里，又有新朋友光顾我家了：老鼠。那天夜里，我精神亢奋到夜里两三点，去厕所解手时，突然发现厨房里有个活物。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哧溜溜进厕所了。是老鼠！我浑身都微微发抖起来。我看到年久失修的厕所木门已被它咬了些木屑下来，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走进饭厅时，我听到它在饭厅的柜子后面上下窜动的声音，吓得更厉害了，明明看到饭厅里的米袋子，知道老鼠会对它意图不轨，却愣是不敢过去把米袋子挪个地方。生怕我一过去，老鼠跳到我身上来了。我虚张声势地使劲跺脚，其实是想让它离我远点，赶紧进到客厅里，把门锁好。

第二天起早一看，老鼠将门上的木屑啃了一地。它还将饭厅里装干货的塑料盒子上的盖子啃了一个洞，大概是想从那里钻进去，不过那洞还没大到能让它钻进去的程度。L回来了，我赶紧向他报告了这一重大情况。他却不以为意，还大谈起他以前用铁锹打死老鼠的光荣事迹（其实那老鼠已经被冬天的严寒天气冻得奄奄一息，已经基本步入老年痴呆状态了。）。刚讲完光荣事迹，L便发现米袋子也被老鼠啃了个洞，看来它已经吃了点心爱的大米了。这下L开始责备我了：知道有老鼠，怎么不把米袋子挪个地方？不知道老鼠爱大米么？我也不多说，只告诉他：如果他不想办法把老鼠弄走的话，那我只有把房子拱手相让，让老鼠住这里，我睡大街了。

L出门转了一圈，回来告知，现如今和谐社会，已经不让卖老鼠药了。他拎回来两只粘鼠板，像两本书一样，我们把其中一本摊在破了洞的塑料盒子盖上，另一本书摊在老鼠可能经常活动的洗衣机地带。L还把厕所墙上的一个洞里塞了只刷厕所的刷子，老鼠就是从那个洞里钻进饭厅的。

又是一天早上，我们去看老鼠，的痕迹。好家伙，它将塞在洞里的刷子上的毛咬下来一大堆，仿佛示威一般。再看饭厅里，它连电饭煲都不放过，电饭煲的塑料外壳，被它咬了一堆白屑下来。这下连L都大惊失色了。我抓紧时机对他进行危机教育：“你看你看！你再不引起重视，明天我都被老鼠抬着走了！”

这天晚上，L将厕所墙壁上的两个洞（两个洞是为了连接墙后面的洗衣机的两根水管而打的洞），一个紧紧地塞上刷子，一个塞上抹布。然后将厕所、厨房、饭厅的门全部关牢。次日早上，我们发现老鼠同学把厕所门啃了个洞，厕所墙洞上的抹布给叼下来了，依然进入了饭厅，依然啃咬了电饭煲。至于两只粘鼠板上，则丝毫没有它的痕迹。这下我也不用教育L了，他陷入长考中。老鼠是越发猖獗了，晚上我们还没睡觉时，它便活动了。我们去厕所解手，却看到厕所门边有一堆木屑，“来了！”L轻声说。当时我们已将厕所和厨房门关牢，看来老鼠就在厨房里。我们对厨房进行了底朝天的搜查，却连老鼠毛都没找到。

L拖出了热水器的铝管，从上面剪了几长条铝条下来，试图打造小规模的铜墙铁壁。我们在家里搜寻一番，拔了几颗钉子下来，将铝条沿着木门周边钉了横竖两条。L又找来几个旧锁，塞在厕所墙上的两个洞里，“这大锁你总叼不出来吧！”L恨恨地说。

此后总算没有再发现老鼠的痕迹。过完国庆节长假，我回到重庆。心里念兹在兹的，就是打开饭厅门后，会见到怎样的景象……还好，没有老鼠光顾的痕迹，但我晚上进厨房时，还是小心翼翼，每天晚上都会把厨房和厕所门关牢。

我一直觉得住什么样的房子无所谓，破一点旧一点也没关系。但现在想想，还是不要破旧到让许多小动物都乐意光顾吧。哎，是我太胆小了么？我又想：是不是人的自然属性在退化，以致于一有动物同处（被驯化的宠物除外），便本能地拒斥起来？

所谓会馆，我们熟悉的是京师里各省的会馆。那些会馆一般是为科举士子和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住宿的地方，又或为官绅乔寓之馆。而四川和重庆林立的会馆则多由移民所建，这移民，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如今这些会馆保留的极少，在重庆，也就是一座几经重修的湖广会馆了。

湖广会馆清净，游人不多。也许因为今天不是周末，但看着略有些残败的建筑，疏于管理的工作人员，我猜想平时这里的游人也不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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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会馆主要由禹王宫、齐安公所、广东公所三个主体建筑组成。禹王宫又是三大主体建筑中最主要的。禹王宫，顾名思义，供奉的是禹王，又据说禹王宫是两湖人（湖北、湖南）会馆的统称，两粤人（广东广西）会馆的统称则为南华宫。湖广会馆里的广东公所门额上，的确刻着“南华宫瞻”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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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安公所为湖北黄州人修建，是行帮工商机构，大抵帮助同乡处理一些经济纠纷，里面供奉的是道教的“三元大帝”。

湖广会馆的入门处还有一座移民博物馆，详细展示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这样的博物馆，照例是贴满了“禁止拍照”的牌子的，但里面几乎没有工作人员，不守规矩的我还是偷着拍了不少。

湖广填四川，并非一次完成，而大抵都发生在明清时期。川蜀本是富庶之地，然而经过宋元明的时代更迭，被荒乱的兵马几乎折腾成了一片不毛之地。于是从元末开始，便有湖广（湖北湖南）人自发往四川迁徙。到了清初，康熙更是下圣诏命令湖广填四川。于是，自愿的西部大开发也好，奉旨搬家也好，一场浩浩荡荡的移民蔓延开去。

在一本族谱里，有一个广东人迁移的记载，其情状是凄凄惨惨戚戚，且抄录一段：

“一天清晨，万安静带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悄悄上路了。这一年，万安静 36岁，他的妻子万氏 22岁，他们踏上门前那条开满槐花的土路时，晨曦正从前面的山峦上撒下来，像春天的雨水一般。 

万安静肩上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担子里面装着衣服、被盖、干粮，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而他年轻的妻子背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娇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弱。一路上，征途落寞，行李萧条，徒步跋涉五千里，路上的艰辛困苦真是用言语难以形容。幸好老天保佑，一家人安然无恙抵达了成都凤凰山，既没有被豺狼虎豹吞噬，也没有被湍急的河流冲走。他们连夜在凤凰山下用茅草搭建了一所简陋的房子，这时候月亮出来了，万安静觉得这一轮明月宛如观音菩萨慈悲的脸。”  

这个叫万安静的广东人据说是广东迁往蜀中的始祖。他是自愿搬迁，而那些被迫搬迁的人，则有更多的血泪故事。

 中国人总是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我在博物馆看到，人们迁徙时，还不忘把祖宗的神像、牌位甚至用过的器物全带上，以便在异乡继续祭祖。“湖广填四川，两眼泪不干。一步三回头，挪根扎那边。”这是民谣里面的唱词。

解手一词的来历，据说也和迁徙有关，说是因官方强迫移民入川，而移民不愿意，为防止中途反抗，便将移民的双手捆绑起来押解至巴蜀。途中移民如要大小便，便得叫官兵松绑解手。

迁徙是这样难分难舍，和血带泪，而迁徙之后，移民们还要寻找各种方式寄托乡情，祠堂和会馆则是移民寄托乡情的主要场所，前者是思悠古人，后者是联络今人。博物馆里有不少祠堂的照片，颇有些修饰得很精美的，而会馆，除了联络乡情，更是同乡仲裁行政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的好处所。

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些供奉着故乡神祗的屋宇如同黑夜中的星星，布满从劫难中渐渐苏醒的巴蜀大地，成为各省移民在一种新环境中的精神皈依。人们定期在自己的会馆中看戏会合，相互倾诉移民历史中的酸甜苦辣。”

迁徙对于中国人来说总是痛苦，但不同地区间的融合，其实总会产生积极意义。博物馆从不少方面来陈述，官方最重视的自然是人口的增长，农耕的兴盛，番薯是这次大迁徙传到川蜀的农作物，此后川渝人也有了自己的“红苕”，著名的蜀锦，据说是由浙江传过去的，而泸州老窖，则和客家人有关系。乾隆年间，客家人温荣盛在泸州买下“陈年酒窖”，为泸州酒业奠定了基础。江西人的贡献则是书商，他们在四川振兴了印刷业，清朝有名的书店“志古堂”就是江西人开办的。

近现代川蜀出了许多名人，从政治军事家到文学家，而他们的祖先，很多都是迁徙而来的移民。陈毅的祖先是湖南人，朱德的祖先是广东人，李劼人的祖先是湖北人，郭沫若的祖先则是福建人，而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四川人。

    移民文化还有许多遗留的民谚风俗。最早的移民迁移到川渝后，用插茅杆的方式占地盘。在成都乡下，如今尚能听人们说：“你哥子资格老喔，插茅秆花的。”这便是说，某人资格很老，创业很早。现在餐厅里的服务小姐用餐巾精心折叠的“芦笋”标志，插入贵宾席或老板席前的高脚玻璃酒怀，据说也是由此的传承。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成都的《竹枝词》里这样唱。川渝人似乎与移民特别有缘，上世纪50年代，国家大搞三线建设，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把沿海的工业搬迁到西部边远省份（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地区为三线，是为三线建设），于是拖家带口，又是一次移民。前年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便是反映这段历史。上海的工人们搬到贵州，却时常聚会，讨论国家政治形势，议论什么时候能回上海，而他们的子女，却融进了当地的环境，不愿回家。乡土情结总是属于老人，属于上辈人。

如今又有了三峡移民这个世界性难题。这次轮到川渝人向外迁了，“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边上的人啊，要离开故土了。”移民们喜欢这样说，但他们的祖辈，也许正是跋山涉水地来到长江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