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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你的一滴血，是他人的一条命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凝血因子缺乏症，它是一种终身携带的疾病，但只要采取替代治疗，即注射凝血八因子，患者就可以正常生活。目前中国的血友病患者在6万－10万间。
这期《南方周末》报道了由于国家在2004年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整顿血浆站，导致血浆原料严重不足，血友病人的“粮食”——凝血八因子也因之严重短缺。
报道中的几个细节令人心酸：冯红梅的儿子谢书淇3个月时便检查出患有血友病。儿子长到7岁时，家里已经在赤贫线上。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谢书淇经常患病，7岁的他绝大部分的日子在二楼家中的床上度过。不发病的时候，他就搬把椅子坐到阳台上，呆呆地看着外面的“大树、汽车”。他很乖，一般的疼痛哼都不哼一声。血友病人发病时的疼痛，常人难以想象。一位母亲在患病的儿子关节出血，疼得死去活来之时，抱着孩子上了7楼窗台。在她准备跳下去的一瞬间，儿子突然强忍哭声：“妈，我不疼了。”……
坐在公车上看这则报道，思绪随着窗外的风景一起飞驶。制度的缺陷自然不是我等升斗小民可以弥补，但我想，下次如果在街上看到流动献血车，我一定要勇敢地冲上去献血，我的一滴血，说不定是别人的一条命呢。大学时，流动献血车每个月都要开到校园来。大多时候，我对它视而不见。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冲上了献血车，却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收拾东西，他们瞟了我一眼，说：“这次已经结束了，下次来献吧。”我就此与校园里的献血车失之交臂。
在重庆时，有次与男友逛街，看到商业街上横亘着一辆流动献血车，又一次心血来潮，我冲到了车旁。但当工作人员询问我最近一月有无生病，我回答“感冒好了一周了”，工作人员漠然地摇摇头，“那你还是下次再来吧。”就这样，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献过血的人。
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血友病和白血病是同一种病。后来查资料知道，前者是缺乏凝血因子的遗传病，而后者则是骨髓中的造血组织出了问题，两者都是血液方面的绝症。我和白血病患者有着更多的牵连。我上小学时，妈妈的一个学生得了白血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我已记不清那个学生的模样，但印象中他非常瘦弱、苍白。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家里为了给他治病，负债累累。那是90年代中期，我想他的父母肯定还没听说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学校发起了捐款，全校师生共捐了7000余元，我那所母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家境都很普通。他的父母为这7000元，还给学校送了一面锦旗。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死亡，从发病到死亡，大概不超过两年。
第二次接触白血病是在高中时，同学告诉我，我们的一位初中同学得了白血病。我们去医院看他时，他正坐在病床上听英语磁带。照例是捐款，我们几个同在一所高中的初中同学，凑了几百块钱送过去。同学的妈妈为此还专门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托人送来。我心里很不安，几百块钱对白血病患者而言，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我们已经听说他家里已是债台高筑，这位百般愁苦的母亲还为我们这区区的几百元写感谢信！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位同学是在报纸上。那时已临近高考，有人在公车上捡到了我同学的高考准考证，这位好心人想到丢了准考证的考生一定很着急，到处寻找失主，最后找到了同学的妈妈。母亲看着准考证，忍不住哭起来：儿子病情严重，已经不能参加高考了。报纸上登了我同学的近照，原本矮矮胖胖的他变得十分消瘦，身材也似乎高了些，几乎让人认不出。上大学后，我辗转听说他好像已经去世了，这也是大家早就料到的结局。
因为这些人，我觉得自己和白血病似乎有了一些牵连。从各种资料和报道中我得知，白血病在目前唯一的根治办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而这需要大量的造血干细胞资料，即需要抽取健康人的5毫升血液，以便存储造血干细胞资料。前几年《南方周末》对白血病和造血干细胞有不少报道，报道中说，台湾一个省的造血干细胞资料远比整个大陆的造血干细胞资料多。对一个健康人而言，捐献造血干细胞（50毫升造血干细胞）不会对人体健康有任何影响，捐献后，也不需要额外的休息和调养，而这一点造血干细胞对一个白血病人，也许就意味着一次重生。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上海造血干细胞捐赠热线，当时似乎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有这样的热线，对方告诉我，他们只能接受居住在上海的市民的捐赠。那个夏天，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忙，捐赠的事就这样搁下了。
刚才我又查了查造血干细胞捐献，发现现在各地都有捐献热线了。但上面提到，捐献条件之一是：在捐献地常住。我想，等我落脚于一地后，就去捐献吧。
深入他人的苦难，在很多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能尽举手之劳，而助人良多，那么何以不为呢？
造血干细胞捐献热线电话: 5月21日 三个女人一台戏——我看南周517三个女人一台戏——我看南周517 本期南周链接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17/ “你不要找，你要等。” 这是冰心奶奶向铁凝主席传授的爱情玄机。冰心自己和吴文藻的婚姻已经传为文坛佳话，所谓佳话者，往往不仅是伉俪情深，还需有一二浪漫追求者点缀其间，如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佳话，但若没有多情诗人徐志摩的热烈追求和严谨学者金岳霖的执着守候，这佳话恐怕也没那么为人津津乐道，而冰心和吴文藻这对珠连璧合，有了张恨水的“恨水难为冰”，才更衬托出其高不可攀。 话说回当年的铁凝。冰心奶奶的这句玄语其实也就是祖宗“欲速则不达”那套，不过其中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大概是：作为一个女人，这般叱咤风云已是高处不胜寒，若再猴急于婚事，主动出击，更使男人们不寒而栗，不得善终，因此越是优秀的女人越要静得住气，与其众里寻他千百度，不如于灯火阑珊处静静等待。
报道兼评：关于铁凝婚事的报道，很多豆友表示了不屑：看来看去，只看到五个字：铁凝结婚了，至于这么长篇大论吗？我理解豆友们的不屑，也觉得这篇报道有些大而无当，不知道南周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幅来做铁凝结婚，其中又穿插80年代改革、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之类，更显莫名。 但就个人感受而言，这篇报道还是有触动我的地方，这可能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上周，我和铁凝干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是，她是大龄女，我是80后。我身边有很多80后女青年，也都是适婚年龄了，有的刚刚经历失败的恋爱；有的在恋爱中观望婚姻；有的刚结婚已经不堪其苦；有的早就对婚姻爱情不抱期望。这个时候，听听一位刚步入婚姻殿堂的大龄女作家谈谈她对婚姻和幸福的理解，也不无价值，况且铁凝本就是个有见地且善于表达的人。 铁凝在访谈中有两句话值得年轻人体味。“爱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我想，这种能力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容。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而爱总关乎他人，因此若没有包容，则无论是怎样的激情，总是残缺而令人灼痛的爱。 “婚姻应该会更丰富长养人的内心，而不是使它更苍白或更软弱。”恐怕很多女性都会认为，婚姻是女性最大的束缚，相夫教子的责任把世界陡地缩小了。这无疑是一种事实，但也是一种心理暗示，这暗示使得更多女性安于自己的变化，安于心灵的萎缩，但如果抛开这种暗示，护持着对丰富内心的追求，也许就会有另一种可能。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为了谋生而在做事，我可以说是为了理想干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是幸福的。” 这篇报道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说这句话的女人本是时装界古驰名牌的认证官，并且有个银行家丈夫，是婚姻和事业上的双料成功人士，却花费巨额资金和全部精力做救助华南虎的事情。 无论什么样的人，能够为了理想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想，都可以称之为幸福。而如果这件事情不仅仅关乎个人，而且涉及更多人，甚至关乎更为广袤的自然界，那是更值得激赏的。毕竟，仅仅乐于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是很容易让人感到空虚的。
报道兼评：南香红记者一向关注自然界，这次也不例外。中国虎留学南非，这个选题虽然颇具观赏性，但内涵其实有限。尽管南香红记者文笔颇佳，细节描写传神，但也只是在观赏性上锦上添花。南记者的慧眼也许在于挖掘出了全莉这个女子，因此她不惜在报道之余，专门又辟了一个版来介绍全莉。全莉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了挽救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又有什么是不值得的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站起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张英：您是怎么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当然我们相信，既然能出任部长，生活上也应该是很严谨的。
《从党外人士到科技部长》这篇高端访谈极其精彩，经常出没在文化版的张英记者这次显露了一把她在对阵高官方面的实力。 万钢在德国公司工作多年，又是民主党派身分，回国没几年，居然当上了科技部长，其中隐含的意味的确很丰富。这篇访谈从提问者的角度看，特点有三：1、没有废话，直逼核心。首先是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高官，其次是业务骨干出任管理者职位，对科技界积弊的作为。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比较敏感话题，记者的问题紧紧围绕这两个核心。2、不屈不挠。采访高官往往是山重水复，困难重重，但张英却用各种巧妙迂回的战术，一定把想问的问题进行到底。比如问到民主党派身分时，有如下对话，括号内为我加注： 南方周末：大家似乎更愿意从政治角度看待您的任命，还会联想到建国初期，党外人士集中出任中央政府要职的年代，您愿意看到这样的解读吗？ 3、出其不意的小问题。张英的采访显然经过精心设计，问题很有逻辑性，而一些出其不意的小问题，则是临场发挥，却是访谈最有趣的地方。当万钢说到自己喜欢游泳时，张英居然问他游泳时想什么，我不禁揣测是不是张英觉得这位部长太谨慎了，因此不惜从各个角度试探他，而当万钢说到自己游泳潜水很深时，张英紧跟一句：“到北京工作后，会不会觉得未来的水更深？”一语双关，让人会心一笑。 总之这篇访谈精彩纷呈，处处充满着话语机锋和智慧交锋，而张英的锐利不失婉转和万钢的谨慎不失诚恳，又让我觉得这是一场智慧女性和智慧男性的交锋。 4月16日 什么样的人物使你难忘——我看南周412什么样的人物使你难忘——我看南周412 本期南方周末链接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412/ 本期南周是今年以来我觉得最优秀的一期，新闻版、经济版、文化版都有大量优秀的作品，尤为突出的，是这些作品勾勒出的，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们有的正在聚光灯中央显得扑朔迷离；有的如流星般划过夜空，尔后淡忘在渐行渐远的时间中；有的则是历史上的辉煌人物，早在风云变幻的磨蚀中湮没于历史的风尘里……历史总会如报纸般泛黄，而在旧闻今闻中被深刻描摹过的这些人物，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向外的人生 世界广袤，但许多人关注的，只是自己那点名利得失，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全部的世界，而总有一些人，他们有无限的生命激情，投注到身外的世界中，这世界也许是战地，也许是历史，也许是革命，甚或是动物世界，你叫它事业也好，兴趣也罢，总之，他们对这些世界的热情远远多于自己是否有车有房，所以，他们总是世人眼中的传奇，那也许因为，平庸总属于大多数人。
张纯如：她是一个弱女子 这篇报道唯一的败笔是它的标题：《人权斗士张纯如》。人权斗士，不错，这是世人眼中的张纯如，也许也是她为自己定位的形象，而整篇报道其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张纯如：她本是个弱女子，惟其这弱，才与她作品的强大力量形成巨大的张力。 完美主义性格，纪录片《张纯如》中女主角的扮演者郑启蕙这样评价张纯如，这从她少年在台湾游学时不依不挠地纠正英语老师的发音可以看出；这从她学习成绩一般都是A和C，对喜欢的学科全力投入，不喜欢的放弃可以看出；这从她成名后帮别人写新书推介，每本书都认真阅读可以看出；当然，这更可以从她写作《南京大屠杀》时，仔细寻访一座可能被拆迁的故居直到找到为止，仔细询问采访对象每一个细节，甚至将听不懂的方言谈话全程录制，找人一句一句地翻译可以看出。没有张纯如这样执拗的完美主义性格，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同时，这性格也有它明显的缺陷：对关注的事情过于认真的人，往往是不善于左右逢源的人，是不会保护自己的人，是心灵脆弱的人。没有这样执拗的完美主义性格，张纯如也就不会自杀。 张纯如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中国人赞赏的是“难得糊涂”，中国人在如何为人处世、明哲保身上，有太丰富的知识，张纯如没有学会这些，所以她最终伤痕累累，所以她才能写出《南京大屠杀》。如果说张纯如的一生是个悲剧，那么中国实在是太缺少这样的悲剧。
罗莎Ÿ卢森堡：我愿做一只小鸟 这也是一位悲剧女性。列宁称她“永远是一只鹰”，那是因为在德国早期共产党人中，罗莎Ÿ卢森堡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她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并最终牺牲，同时她的许多革命观点，诸如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是深刻的洞见。 然而，就是这样一只鹰，却说她有一种感觉，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因为她倾情于世间的一切花鸟虫鱼，在心灵深处，她对她的山雀比对革命同志要更亲切些。她钟情的还有艺术和文学，以及一切美的事物，包括数万年前的粘土片、中世纪风光……这原本是一颗为美而生的灵魂，她对美有着超凡的观察力和感受力，但她最终却献身给了革命事业，因为现实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尽管那些美的事物更贴近她的心灵，但是正义和自由对她的召唤更为迫切——现实已经为不义和压迫所充斥，因此她毅然上路了。 这让我想到瞿秋白。同样爱好文学、同样投身革命、同样在革命者同盟中受打压、同样以牺牲告终生命，但罗莎Ÿ卢森堡不会像瞿秋白那样写下《多余的话》，为自己入错行而叹息，她对革命的认识比瞿秋白更深刻，她对美的热爱也比瞿秋白更纯粹，因此她清楚自己的选择乃至宿命，即使是一场悲剧也没有悔恨。但这两位革命者也有相似之处：在苦难急切召唤战斗之际，他们没有给自己选择的余裕，没有去衡量怎样的人生才更完满。他们的人生无疑具有悲剧性，但却比许多功德圆满者更让我敬重，因为他们让我知道，当悲苦召唤有力者时，总有人不会背过脸去。
彼得Ÿ阿内特 布莱迪Ÿ巴尔：美国式传奇 彼得Ÿ阿内特和布莱迪Ÿ巴尔是美国式的传奇，是美国文化和制度孕育出的人物。战地记者、捕鳄鱼者，这两项职业本身就具有足够的传奇性，而在一系列传奇情节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两颗赤子之心。 彼得Ÿ阿内特的理想很简单：“我是个想要影响人的记者，我愿意终我此生去影响人们的思想，让人铭记。”他做的工作描述起来也很简单：记录战地真实的所见所闻。“在准确处理信息这件事上，做一个记者要高于效忠国家、机构。”“我很高兴做一个美国人，但要是非得在做美国人和做诚实的记者之间挑一个，我选后者。”这是一种中国新闻工作者可望不可及的新闻理想，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有这样一种新闻理想，而且有彼得Ÿ阿内特这样的记者在实践着这种理想。 抓过近5000条鳄鱼，见过地球上所有种类的鳄鱼，可想而知这其间会有多少惊险的事情，报道也的确记述了大量惊险有趣的细节，而在这些背后，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布莱迪Ÿ巴尔的回答很严肃：“我捉鳄鱼，是为了科学研究。”“正是这些动物的危险性吸引了我，因为它们危险，所以人类对它们一直缺乏研究。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纠正人们的误解。”严肃的工作目标和刺激有趣的工作内容就这样结合起来了。有意思的是，布莱迪Ÿ巴尔还邀请记者和他一起去捉鳄鱼，他似乎并不知道，他做的工作在别人眼里看来有多么不可思议，他只是感兴趣。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没有哪家中国电视台会花大价钱聘人穷尽一生精力与鳄共舞，因此，我们也就看看异域的传奇吧。
向内的人物 许多人关注的，只是自己那点名利得失，而在这些庸庸大众中，还有些人物，因为他们关注的方式和手段，与众不同，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
杨丽娟：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我觉得这个标题很不错，不管它出处是何，却可看作是杨丽娟的心声。如何理解她的伤悲和迷狂？记者将视线伸向了她的那片故土。对杨丽娟家庭以及故乡的大篇幅描述，并不算一种解释，但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在那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在一个生命如纸般脆薄、惨剧如水般蔓延的环境里，“格外脆弱和绝望”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这样的地方又何止一个阿干镇？杨丽娟纵然是个极端的个案，但那背后，却是一片深广的悲哀，即使在袁蕾记者俏皮的笔触下，这悲哀也涌动在深处。 杨丽娟的人生，无疑是向内的人生，她从没有真正关注过身外的世界，只有她那别人无法理解的内心迷狂世界。那也许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被赋予过爱的能力，没有被赋予过向外的能力。
胡曼莉：从慈善开始，以伪善告终 南周对胡曼莉的报道，值得赞赏。连续7年跟踪报道一个“可疑”的崇高人物，这在中国媒体绝不多见。 胡曼莉“中国妈妈”的形象通过众多媒体报道已为很多人熟悉，而她的伪善面目也不复杂：打着慈善捐款的名义牟取私利。这样的人又何止胡曼莉？文中的一段话让我感慨，大意是张春华愿意相信，胡曼莉最初确实出于爱心救助孤儿，而当名誉光环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诱惑纷纷降临，一颗博爱的心灵便被膨胀的私欲所腐蚀，经历此种转变的又何止胡曼莉？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向外的普渡众生还是向内的私饱中囊？这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如何杜绝慈善事业中的腐败。道德是高线，制度是底线，我们往往是唱着高调越过底线，却忘了要想达到高线，必须从底线做起。
4月9日 405南周颁奖（评委会全体成员：独行瞎）本期南方周末链接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405/ 最佳新闻奖：《寻找失踪101年的“丁天龙”》（作者：王寅） 颁奖辞：从标题到选题，都甚为新颖，夺人眼球。一个百年前的中国劳工，竟与一座美国名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百年后的新闻纸上打捞这段旧闻，别有新奇之味，甚有沧桑之感。 落选者：地下“六合彩”专题报道 落选原因：这组信息量庞大的“六合彩”报道系本期南周倾力打造，地下“六合彩”之殇也是引人深思的话题，可惜这些报道多停留在对六合彩攻城略地、蔓延处满目惨痛的描述上，更深的挖掘则较少。比如六合彩在国外和香港早已合法化，那么在国外和香港的六合彩民，有和我们类似的情况（倾家荡产、堕落沉迷者甚众）吗？在国外和香港的六合彩民，其主体是农民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的彩民主体和国外的彩民主体有所不同？如果国外和香港的六合彩也有一个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他们的相关官员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福彩、体彩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我国相关官员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有没有考虑改进福彩、体彩或者将六合彩合法化？农民们沉迷六合彩，其重要原因是现在缺少娱乐生活，这个问题以前是如何解决的？现在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都是深挖下去后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可惜报道中涉及较少。
最佳写作奖：《艺术的内丹》（作者：王小平） 颁奖辞：悼念亲人的文章，容易流于琐碎。王小波兄长的这篇，虽然偈取的，也是岁月中的碎片，但一片片碎片连缀起来，却是一颗艺术的内丹，少了哪一片都不行，夏花之灿烂，秋叶之精美，都深埋在其中了。如一位豆友所言，此文一出，其他悼念文章可以休矣。 落选者：《密……不透风——关于《暗算》的一次咖啡吧谈话》 落选原因：《暗算》是热门电视剧，刘小枫是热门学术人物，强强联合，其文章却让大多数读者摸不着头脑。评个电视剧吧，刘老师不自己出来坐而论道，偏要记述朋友间的议论，及至朋友间的拉杂闲谈，笑谑打闹也一一在案。而这几位高人对电视剧的点评，也处处充斥着学术名词，各种主义，加之主题散漫，若非相当专业的人士，恐怕都会知难而退。让我惊讶的是，少数豆友表示对该文很喜欢，一位豆友还道出其中玄机：所谓谈话录音，岂能当真？刘小枫所提到的几位朋友，一定是实有之人物么？那是刘大师布下的玄机。独行瞎实在汗颜，不过，如此高深的小众之“密”，刘大师又何必拿到大众的报纸上“透风”？（相对刘大师此文的小众，南周应算大众了）
最无创意奖：《方永刚：一生只爱一个》 题目挺吸引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又一个孟二冬。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身患重病，这样的人物，地方报纸会报道，中央台会报道，政府也会把他树典型，比如“新时代大学教师的楷模”之类，南方周末来报道，很难做出新意，也确实没有做出新意。 我所期待的南周的“人物”，是逆世俗而动，禀具悲剧精神，或者经历奇特，充满复杂意蕴；又或者知名度已颇高，但面目始终模糊，南周来个深度解读，总之，不是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热烈赞颂的人物。 3月27日 从台前到幕后——我看南周322本期南周链接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322/ 台前新闻总是媒体的聒噪之处，而有新闻理想的媒体，总会深入幕后探究。这期南周，在这方面有不少范例。
台前：郴州官场腐败 幕后：官场良心孙湘隆、舆论监督 郴州官场腐败的新闻，南周和其他媒体都已多次涉足，这次南周却从郴州的一团黑泥里拎出了一个廉洁正直的人物。比起继续大幅报道郴州层出不穷的腐败事件，这个角度显然更新颖，更有意味。在暗无天日的官场中，我们终于看到了一抹洁白，而人物，往往比新闻事件本身更让我们印象深刻。从几次三番拒绝领导为其和稀泥的要求，到质问领导，到为了调查领导包庇的案件差点丢命，孙湘隆有着中国官员罕见的刚直不阿。这样一位人物，或许会是南周今年年度人物的候选人。 然而，海瑞是海瑞，官场是官场，《“指望人人都像孙湘隆也不现实”》这篇点评来得及时。报道这个人物并非认为靠个人力量是反腐的好途径，反腐的根本还是制度。这样一来，新闻故事和新闻导向便都齐了。 除了官场良心，南周还选择了舆论监督这个角度。湖南省纪委工作人员的话值得媒体同行深思：“舆论监督不能搞一阵风，要始终盯牢，光靠发一两篇报道，没什么作用。新华社在这方面的耐心、勇气、责任值得尊敬。”这是对媒体提出了“社会良心”的要求。
台前：两会 幕后：外国记者的报道 在密集炸弹式的两会报道后，南周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两会角度：外国记者如何报道两会。外国记者看两会是新鲜，我们看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是新鲜，两重新鲜加在一起，我们和世界的互相凝视便呈现出了丰富的层次。 郭力记者的条理特别清晰，从报道更方便到被外国记者采访者的谨慎拘谨，一正一负；从外国记者对两会的想法到勾勒国外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变化，一微观一宏观；而最后一节“他们还想问什么”非常有意思，其中日本记者还想问的问题是“请教李长春对中国新闻的展望”，他认为这问题比中日关系中的所有话题都重要得多。外国人的许多思路和我们就是不同，多了解这些，无疑会开阔我们的视野。
台前：物权法 幕后：立法过程 《从未如此曲折，从未如此坚定》，标题甚好。艰难的立法过程传达出的内容，比《物权法》本身还要丰富。梁王之争折射的是“中国特色”与法理精神的背离：因为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法学专家们不得不背向法理，一再妥协。巩献田的网上意见，挑起的是国民对贫富悬殊的愤懑，在愤懑者看来，保护私有财产已然成为保护富人。法与意识形态，法与社会情绪，在这个缺乏法制精神的国度，脆弱的法每前行一步，都要受到无数打压与质疑，那么《物权法》的最终通过，也许是一缕希望的曙光？ 梳理立法过程，探究法律背后，这是媒体之光甚少照耀的角落。苏永通记者的这篇报道，既出奇制胜，又发人深省，余味无穷。
台前：陈晓旭出家 幕后：画僧史国良、专家谈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作为新闻选题，对中国媒体来说是颇为别致的，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最近被媒体爆炒的陈晓旭出家。画僧史国良无疑也是个具有新闻点的人物：世俗头衔不少，家中财富颇多，但这篇以人物为主的特别报道对名人出家这个话题挖掘得还不够深入。 作为普通读者，我关心的是：名人为何出家？名人出家，以及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现象，折射出的是什么样的深层现实？世俗理解的出家（悲观厌世、看破红尘）与出家人理解的出家到底相差有多大？这些问题报道偶有涉及，但都不够深入。画僧的心路历程再详细也只是他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个话题太大也太艰难，在媒体普遍对之避道而行的情形下，我们对它有太多的隔膜和困惑。如果赵凌记者能采访更多的人，做更深入的剖析，这篇报道可以做得更出色。
台前：最牛钉子户 幕后：印度的贫民窟业主 这期南周没有报道最牛钉子户有些遗憾，但视点版的《“我们住在贫民窟，但我们是业主”》却可看作是对钉子户新闻的回应。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有许多相似，也有许多不同。南周好几篇关于印度的文章，都给我留下了印象。 虽然印度的贫富悬殊比中国还甚，但印度的贫民却远比中国的平头百姓要从容得多，因为房子再破，也可以雄踞于首都最繁华的街道；房子再破，也是切实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必担心谁来强制拆迁。文章的最后一段尤其有意味：印度的贫民窟比新德里的大街还要安全，谁假如遇到危险，只要喊一嗓子，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帮忙。“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爱这个地方。” 中国人信奉唯物主义，GDP的高速增长，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国际化大都市是我们的骄傲，大国崛起是我们热血沸腾的梦想，而我们心灵对快乐和幸福的需求呢？住在高尚小区里为为月供和未知的意外风险焦虑，住在贫民窟里无忧无虑，到底哪一个更“安居乐业”一些？ 台前：于丹 幕后：李泽厚与葛兆光的评论 于丹终于到南周来了，不过来的不是那位美女教授，而是两位老头对她的评价。记者张健在手记中对台前幕后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关注的不是于丹本人，而是于丹的意味。 和十博士、一众网民对于丹“没思想”的愤怒不同，两位思想界大家都对于丹表示了认同。诚如两位先生所言，于丹重新燃起了大家对中国经典的兴趣，于丹促使大家思考和反省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态度，这其中的积极意义非常深远。即使她有学术硬伤，也绝非灭掉她的理由。鲁迅早有论断，中国除了捧杀就是棒杀，出了名必定挨棒，与其看那些捧与棒，不如听听两位大家的思考。 3月20日 每周读报：在12座大山后面寻找风景每周读报：在12座大山后面寻找风景 本期南周链接：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315 两会新闻：疲惫 南周的两会赶考有些大而无当。给我留下印象的文章和言论很少，3个整版的卫生部部长专访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围堵薄熙来、戴相龙这些焦点人物，也没围堵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直面农村低保漏洞。所谓低保覆盖，将特困补助改成低保，其数额还不如从前的补助，这样的低保漏洞由省委书记在两会上说出，还是颇有份量的。可惜这样有份量的话语在两会新闻上很难见到，大官们发宏论都是四平八稳，想从官话里套出符合南周要求的新闻，难，而南周却生生做了12个版，应该反思一下新闻思路了：眼光只盯着高官，难以找到真正的新闻。
对日诉讼：悲壮 在翻过了12座两会大山后，我终于看到了这期让我眼前一亮的新闻报道：《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现状》。如今的网络上充斥着所谓的民族主义者，见日批日，见美反美，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了解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窘状？王选为了节省旅费，每次到东京都借宿一位律师朋友的办公桌，而她用于来往出庭的交通费，超过百万人民币。王选之所以能有如此不同凡俗的坚持，是基于她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吗？不，王选告诉我们，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民众捐助的，她对此满怀感激。很多事情都是复杂的，不能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判断，而新闻报道要做的，正是尽量展示真相。南周的这两版报道，深入了一个值得关注却又甚少被关注的话题，为我们展示了对日民间诉讼的复杂窘状，为我们描述了一些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执着与坚定。
黑客转型：有趣 《黑客教父艰难转型》是篇有趣的文章，尤其当我注意到这版稿件由一位实习生独立完成时，不禁对这位小兄弟的独到眼光佩服有加。经济版的文章要招人爱，一个重要出路就是选题有趣，而这篇文章除了有趣，还有更深的层面。当记者写到黑客已死，骇客当道，新生代的骇客对底层技术一窍不通，直奔利益而来，把传统的黑客道德和黑客精神视若粪土时，时代精神的变迁已然隐隐浮现：酷爱技术的黑客们在技术的世界中构建精神家园，而骇客们只把技术当成牟取利益的工具。 3月13日 镣铐中的舞姿：另一种可能——我看南周308镣铐中的舞姿：另一种可能——我看南周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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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南周处处透着奇怪：疑似毒药的维生素使头版有点天外飞仙的感觉；写真居然给了4个版，而且大多不是由本报记者采写；稿子多发头版的傅剑锋记者写了一篇天下版的稿子……怪事连连，使我和一些豆友产生了同样的怀疑：被撤稿件太多，编辑们不得不匆匆替换特约撰稿和写真？想着现在恰逢敏感的两会期间，连我一向期待的一年一度的三八特别节目也变成了恶心死个大活人的时代巾帼晚会，对于南周的奇怪，了解国情的读者就算不清楚个中详细，也能谅解。抛开这些怪相，本期南周也还颇有可读之处：
两会新闻：及格 台湾访谈：优良 两会新闻不好做，本期南周见报的三版两会新闻还算及格。《本届政府这四年》和《中国经济该如何续写增长奇迹》都颇有高屋建瓴之势，南周记者的理论政策水平可见一斑。后者从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商压力重重，谈到一批农民在城市做建筑工人赚了小钱，农村消费开始抬头，在扎实的采访中对今年中国经济条分缕析，令人颇有收获。《本届政府这四年》条理也很清晰，但因为是谈政府，只能好话吼吼地说，坏话轻轻地说，“个别海外媒体”之类的字眼让人看着有点不顺，像是党报社论。 天下版的《两岸关系决定台湾走向何方》不是两会专题，但也关乎外交大事。选择采访沈君山先生非常不错，沈先生政治中立，熟悉政坛人物，记者的采访也很到位，步步深入，引出许多精彩的见解，比如针对台湾乱哄哄的政坛，沈先生谈到：“民主制度必要和社会文化配合，没有那种文化，凭空硬套制度，行不通。”“就像拉紧了很久的秋千，一旦松手，从一个极端就会荡到另一个极端，台湾形式上民主到了极至，但文化没能跟上。”而在谈到当权者与革命者关系时，沈先生的话语更是振聋发聩：“社会在经历一场革命时，播种者和收割者往往是不同一批人，两者偶然交错重叠，但随后播种者进牢狱，收割者俯身拾起稻穗。播种者具有理想，勇于牺牲，革命的火花得由他们点起，收割者经常是务实功利，往往是得利者。
经济版：与生活再近一点 本期经济版亮点频频。新专栏“边走边说”立意很不错。近年来国内的财经报刊异军突起，《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都在业界树立起良好口碑，南周作为新闻纸，专业性无法与前几类报刊相比，读者群也不一样，多做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选题，是不错的选择。本期“边走边说”《我和银行间的一段故事》讲的又是一个较真人争取权益的故事，以后如果有在经济生活中凸现生活之复杂的故事就更好了。本期的特稿《搭乘百度快车》和《虚拟世界由乱而治》也不错，前者详细介绍了“竞价排名”这辆百度快车，为普通的创业者打开了一扇广告宣传的窗口；后者所谈的游戏Q币涉及网络赌博则牵动了广大游戏迷的视线。与生活相关，与新奇相关，是南周经济版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另一种可能 本期南周没有教育新闻，但两篇涉及教育的文章都让人感触。《大学“精英教育”为何陷入尴尬》探讨了什么叫精英。作者熊丙奇这样对精英定义：“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环境好、社会地位高，享受高档服务，而是渴求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物质财富、体现出自身更大的人生价值，而不在意自己生活的享受，社会地位的高低。”熊先生提出了不同于世俗的见解，值得思考。但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是：如果没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可能很难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如果说改变社会观念不是朝夕之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又该如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划呢？龙应台在《两个世代的相互诘问》中思考着这个问题。龙应台的家书系列总是谈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见解精辟，文章也富有美感，希望写作版能多一些这样的作者。在这封给儿子的信里，龙应台同他探讨找什么工作的问题，母亲希望儿子找让自己快乐的工作，她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愿望呢？当我们为工作疲于奔命时，当我们老是想着如何才能收入更高时，是不是也忽视了自己心灵的需要呢？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社会，也许我们可以对自己有一点点改变？龙应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可能。
天下版许多离我们遥远的文章我不爱看，而《他们为何反对发展核能》却传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海外之音。德国绿党是进入联邦议院的五大党派之一，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理念似乎一点也不像政治家。他们出于环保考虑，坚决反对使用核能，在联合执政期间推行退出核能的政策，虽有一定成效，但也压力重重。现在他们又来游说中国放弃发展核能，很多中国人大概会哂笑绿党的幼稚，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贵的声音。即使我们最终要做出某项决策，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三峡可以有争论，南水北调可以有争论，发展核能也一样。矛盾的发展可以促使对方进步，因此对立的声音往往如诤友般可贵、有益，而媒体的作用之一，正是传达各种各样的声音。
另一种声音也是另一种可能。影评《伦理上的想象力》也谈到这个问题。崔卫平评论了刚获奥斯卡的两部特工影片。《无间道风云》所以无趣，因为不同的环境对于当事人的精神世界没有任何影响；《窃听风暴》所以有想象力，因为它让人物走出了自己的“规定情景”，用自己的“性格”制造了另外一些场景，为自己打开了一个人性的空间。
希望《南方周末》这个镣铐中的舞者，也能经常为我们提供另一种可能。 2月5日 尊严的模糊和历史的力量尊严的模糊和历史的力量 本期《南方周末》链接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201/ “那天您说，在厕所和殡仪馆里，人的尊严最容易被忽视。您在葬礼上有什么见闻？”这是记者石岩访谈的第一个问题。作为开场白，它显得卓然不群。石岩访谈的是剧作家过士行，后者的话剧《火葬场》上周正在上演。对过士行的访谈文章和描述话剧观感的文章构成了石岩的这篇新闻作品。话剧描述的是尊严丧失，访谈讨论的也是事关尊严，但尽管石岩抛出了一个个精彩的问题，过士行的许多回答却有些答非所问。 问：“在这样的场合（火葬场），您自己是如何举止的？” 答：“我觉得很荒谬。但我不能破坏葬礼，把金山给砸了，我只能在我的戏剧中重新致一番悼词。” （记者要问的是，剧作家在戏剧中对人们都会遇到的生活问题进行了发问，那么剧作家自己在生活中又是如何举止的？而剧作家还是对自己的具体举止避而不谈，又把话题扯回戏剧上。）
问：“我看剧本的感觉跟您的描述有一些落差，我感觉剧本更多地针对的是即时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更为深远的死亡文化。” 答：“生和死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活着时窝囊，死后也难有尊严。” （社会问题和死亡文化的区别是生和死的界限么？）
石岩把访谈放在前面，剧场观感放在后面，但一来访谈问题多是围绕话剧而来，二来过士行回答问题又爱打太极，因此前一篇访谈看得我有些晕乎，直到看到剧场观感，有些问题才明白。所以不如将两篇文章调换位置。过士行不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公众人物，所以记者和读者都是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他，从作品到人物，应该是个比较合乎逻辑的安排。
文化版的另一篇访谈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伊戈尔·施瓦茨同样是我们不熟悉的名字，但他的身份——经历过二战的以色列作家——足以让人联想到很多：犹太、种族清洗、中东战争等等。 记者夏榆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访谈对象。当我们看到伊戈尔·施瓦茨说出“你的问题让我很恼火，但并不是对你恼火，我理解你的工作。”“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好吧，你的问题让我很生气，但是我愿意回答。”时，都会会心一笑。 和石岩一样，夏榆抛出的问题也一个比一个尖锐，而伊戈尔老头虽然不断恼火，还是老老实实地认真回答了。作为战后的一代，如何拾起对屈辱历史的热情？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到中国年轻人对历史的漠然，不了解文革，不了解反右，对侵华史的了解也仅限于教科书上的编年史。这里既有政府的刻意淡化，也有年轻人自身的问题。不知道夏榆记者在问这个问题时，心中是否也有同样联想。伊老头对此的回答是：他也曾是遗忘的一代。是对一位作家的研究和一位走进他世界的摇滚歌手，让他对屠杀史有了兴趣和新的了解。一位作家燃起了另一位作家对历史的热情，另一位作家再用自己的作品照亮更多人对历史的认识。文化人似乎总在不自觉地承担起记忆历史的使命。 历史与现实犬牙交错。记者追问，曾经饱受伤害的民族现在又在给其他民族造成伤害，这如何看待？伊老头对此问题有些坐立不安，语无伦次了，又是强调巴勒斯坦的错误，又是谈黎巴嫩的恐怖分子，又说到对犹太人的威胁。如此一来，记者也无法把既定的话题继续下去，只好转头回到“伟大作家”这样的“纯文学话题”上去了。 面对历史已然不易，厘清现实犹为困难，一篇好的文化访谈不是一定要说清一个问题，关键是提问要有足够的份量，回答要有足够的真诚，这样就会有一种力量冉冉而生。比如在这篇访谈里，我就感受到一种记忆的力量，历史的力量，它让人学会面对过去，它让人思考如何面对现实。 10月30日 考古和环保的常识·流行的电视明星和电视节目·笔会和思想史考古和环保的常识·流行的电视明星和电视节目·笔会和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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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帝王陵不能随便挖 + 必胜客也污染 《挖，还是不挖》出自南周特约撰稿人张悦之手。南周的特稿常有佳作，这篇也如是。现如今网民们常喜欢发宏论，比如鲁迅该不该被纪念啊，长江大桥是不是应该炸啊……话题一出来，口水战纷纷攘攘地跟上，热闹得紧，而看热闹的人却早就晕头转向了。
这次的帝王陵挖不挖问题由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据说在网上的争论也是沸沸扬扬。而南周的这篇报道却没有纠缠于网上的争论始末，而是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和采访了一批专家的基础上，廓清了帝王陵挖掘的风雨飘摇史，告诉了读者一个常识：帝王陵根本不能随便挖。在一个信息庞杂，泥沙俱下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营养丰富的正餐，而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零食。
赵其昌是张悦采访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定陵挖掘第一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盲目开掘帝王陵的严重后果，他的沉痛意味深长。在对赵其昌的采访报道中，张悦穿插了历史，其中不乏一些颇具黑色幽默效果的细节，再加上一批专家对考古的解读，一篇知识丰富、可读性强，又对当下新闻热点起到以正视听效果的稿子出炉了。
是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常识。
必胜客、雀巢、西门子，这些在华的跨国巨头也会环保超标？一个环保NGO的负责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颇具卖点的新闻。这个负责人并非拿到了什么绝密材料，他只是看到了全国各级环保局公布的违规企业名单，也就是说，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东西。而当记者采访这些公司，对方的答复尽是“误会”、“意外”、“巧合”等各种说辞。
报道另用了一些篇幅来讲中国的环保标准低于国外，以及外商的产业转移政策（把重污染的产业往发展中国家转），用这些来解释跨国公司污染的原因。这些事实，大多数读者都知道或者都能想到。作为读者，我更想知道的是，既然它们已经上了环保局的违规企业名单，环保局是如何处理违规企业的？处理的情况、效果如何？报道中提到，“中国环境执法力度很弱”，这个结论如何得以体现？应该是在记者对上述问题的调查中显示，那样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中国环境执法的情况。跨国公司环境超标其实是大家想象得到的，而大家更想知道的，是相关部门如何反应，是相关部门为何反应得那么弱。
流行：师洋是谁＋百家讲坛如何起死回生 师洋的稿子引起了很多人反感。反感者认为南周不应该跟这类流行风，但作为媒体，关注新闻人物是本能，也是天职，重要的是如何关注。
师欣对自家兄弟的采访十分用心，两个版的篇幅详尽展示了这个19岁男孩的生活和想法，是一篇合格的人物稿。但是，这篇文章没给我太多印象，一个极度渴望成名的男孩和极欲造星来赚钱的媒体相互利用（师洋的个人力量显然还太过弱小，因此他更多是被利用，因此他焦虑），说到底这没什么新鲜，而这个男孩可以挖掘的也就这么多，两篇观点相左的专家评论皆是不痛不痒。南周如果真想把师洋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不妨链接一些与师洋类似的少年明星，展示他们的心态和做法，或许能从中梳理出一些脉络。光是师洋这个人物，实在不值做两个版。
相比之下，百家讲坛的稿子给我的印象深得多。百家讲坛曾经定位于“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结果却和《读书时间》、《美术星空》这类阳春白雪一起，在央视末位淘汰制的大棒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百家讲坛的编导者们在艰难的摸索中终于突出重围，杀出血路，其宝贵经验是：观众群定位于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群体、“打字员是第一道评审”，而挑选演讲人的标准之一是，有中学教学经验者优先，因为他们善于讲故事。现在百家讲坛是活过来了，而且是热闹地活着。
这篇报道与其说是记者采访得好，不如说是选题选得好。百家讲坛起死回生的故事本身，就拥有了太丰富的意味，而记者对百家讲坛制造出的几位学者明星的采访，则没有多大意思。
电视造星，“星”们往往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而电视节目的沉浮，却常常蕴涵着更丰富的内容。
读书：风雨“笔会”＋与每个人相关的思想史 看完了大小星星们，该沉潜下来了。
南周用将近三个版的篇幅梳理了《文汇报》副刊“笔会”的风雨历史。一张以杂文著称的副刊在中国五、六、七十年代会有怎样的遭遇，读者不难想象。因此，对文章中大段大段“笔会”在那些年代遭遇的描述，我提不起什么兴致。对于“笔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文章交代得过于简略。
如果说“笔会”在建国后的遭遇与其他所有媒体一样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它在改革开放后的故事应该有更多独特的意味。改革开放后，报纸副刊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着新的竞争环境和新的难题，“笔会”是如何应对的？我想这是更多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南周的这篇报道，似乎太过于钻故纸堆了。
本期写作版又用了一篇文章占据整版，这种做法我一向喜欢：与其用一堆不痛不痒的文章，不如来一篇厚重扎实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也喜欢：《思想史与每个人相关》，让学术不再虚无飘渺。至于这篇文章，虽然我读后并没有感觉到思想史与我相关，但至少葛兆光先生让我了解了一些知识，甚好。
地理：可爱的汉堡、可爱的安全套 这期的“地理”版我很喜欢《汉堡三夜》，并非它有多么微言大义，只是因为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城市的独特魅力。没有连篇累牍的景色描写，没有对某个建筑的繁复说明，一个一个鲜活生动的城市细节扑面而来：型号最齐全的安全套商店、“女人与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赫伯巷……在细节的游走中，这座城市的品格也在我脑中成型了，这正是我期待看到的“地理”文章。 9月23日 日本的左右派·意大利的法拉奇·中国的程砚秋和余放本期《南方周末》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921/
“告别小泉”与大江健三郎 日本是本期南周的重头戏之一，在“天下”的专题板块里，记者对即将卸任的小泉作了总结性发言，对“准首相”安倍作了前瞻性预测；而在文化板块里，则安排了对大江出访中国的全面报道，以及对与大江同样“左倾”的文学理论家小森阳一的专访。文化与政治，左与右，这种编排颇有意味，似乎要展示一个全面的微缩日本景观。
“告别小泉” 从新闻联播里我们知道的小泉，是个只会和布什攀交情、顽固不化的参拜靖国神社、去韩国要求见“勇样”结果被拒绝的倒霉首相，而从姚佳威记者的文章里，我们知道了小泉是日本民众中的人气偶像，知道了小泉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知道了小泉的一些个性化举动，比如他的“猫王朝圣之旅”。不必评价哪种印象更偏颇，至少姚记者让我们知道了一些不为太多人知道的事情。
揭开日本“右倾”的秘密 这篇文章有点名不副实，记者们的报道没揭多少密，文章中列举的事实，回顾的历史都不怎么新鲜，唯一新鲜一点的是告诉我们日本民众极易受媒体影响，而日本媒体正善于利用此点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这一点就算揭秘了吗？作为读者，我想知道的是日本政党各派力量，日本有影响的媒体对“右倾”的看法，以及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这样做当然很有难度，但如果做不到，还是不要用“揭秘”这样的标题好，要真能把小日本的“秘”“揭”清楚，南周可算是居功甚伟了。
大江健三郎、小森阳一：对抗“右倾”的知识分子 大江出访中国不是一次两次了，南周对大江的报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对大江来华的报道，除了再次巩固大江“亲中国”、爱和平的形象外，没有多少新意，虽然作者运用了很多材料，且对大江有一些传神的白描，但整个读下来，仍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小森阳一的名字很陌生，从南周的报道里我们知道了他是文学教授，是大江的挚友，知道了他领导的“九条会”，一个小提议是：对“小森阳一”和“九条会”的名词解释应该放在更显眼的位置。
另一个小想法来自夏榆记者的一个问题：“中国的读者熟悉日本的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你怎么看待这4位作家？”不知道夏记者在设计提问时是如何对这几位作家排序的？或者是随机排序？我个人认为，川端、大江、三岛是素有声望且基本有定论的“文学前辈”，而村上与上述几位差异较大：仍然活着、仍然在创作、作品有较大影响也有较大争议、作品受西方文学影响甚深而不具有鲜明的日本特征，哪怕是“欧美所期待的日本印象”，把他们毫无区别地排在一起，可能会使小森以为中国读书界对他们是毫无区别地熟悉的。
在对小森的访谈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森的这么一段话：“实际上，参拜之前70%的日本国民反对参拜，但参拜之后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赞成的人在增多。原因很简单，参拜前，日本国民还是担心来自中韩等国的批判；可参拜后，又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转而又去参拜。”
对于历史和现实，日本已经做出了姿态，政府的姿态，知识分子的姿态，那么中国呢？先不说中国，先来看意大利。
中国视点的法拉奇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是个丰富的传奇，而南周选择“中国视点”这个角度，颇有见地，因为法拉奇之于中国新闻界乃至中国知识界有着特别的意义，但可惜南周没有把这个角度做深做透。
80年代的中国，是个极度渴求个性，渴求自由的地方。此时法拉奇采访记的翻译引进，极大满足了国人的精神渴求，因此法拉奇在80年代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美国——她生活的地方——的影响。那么，从法拉奇著作翻译引进的过程，到她对80年代新闻人的影响（尤其可以考察对中国女记者的影响，中国女名记的风起云涌或许与法拉奇有些关联，听说不少女名记都深受法拉奇影响），这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专题，但南周的报道一下子回顾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历史，一下子又讲法拉奇的爱情故事，一下子又采访王志对法拉奇的评价，把这个“中国视点”做散了。
不过，从这篇略有点“大杂烩”性质的文章里，我们到底还是重温了一下这位传奇女人的风采∶她问邓小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不是要永远挂下去”；她朝卡扎菲的新闻秘书头上扔书，这样锋芒毕露的记者，焉能不让素无个性的国人心驰神往？
这是意大利女记者的姿态，再看中国的姿态。
一个中国的旧姿态：程砚秋往事 南周居然辟了三个整版刊登章诒和的《程砚秋往事》，实属少见，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歌德巴赫猜想》在报纸上大幅连载的盛况，此类大胆之举倒也可让报纸或某期报纸名声大噪。
章先生的文笔不必说，业已成为南周品牌，而章先生对故人前辈的追忆，带有浓浓的“往昔风流不再”的意味。的确，如罗瘿公、陈叔通那样对程砚秋毫无功利心的全力扶持、悉心照顾，在今世已是空谷足音，而像程砚秋先生那般勤学苦练、严于律己的艺人，更是如今“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明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然而从程砚秋的往事中，我也读出了别一种意味。
程砚秋能成大器，与贵人相助大有干系。前有罗瘿公，后有陈叔通。罗瘿公是当时的大名士，康有为之弟子，陈叔通则涉足银行业、教育业、报业，皆有成就。两人都是民国的风流人物，与人情世故之道城府极深，因此他们对程砚秋的帮助，就不仅是经济支持，更有以信件为媒介的“做人远程教育”：在娱乐圈中混，重要的就是如何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罗瘿公教导他：对昔日老师今日对手梅兰芳，应在“不即不离之间”； 陈叔通点化他：对昔日老师今日陌路王瑶卿“有时仍需请教，不可太冷淡”。
对于此类“做人远程教育”， 章诒和先生有段妙评：“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于是乎，程砚秋能成为大家，光有逼人的魅力和独特的嗓音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这等做人的境界，即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中庸之道，当然，也需大节不亏。岂独程砚秋先生为然？多少中国大家都是因为具备了这等境界才终于成为大家，这是中国人的境界，也是中国人的姿态。
一个中国的新姿态：少年余放 《化学奥赛被指严重舞弊 少年余放考场举报泄题》 批评：此标题太过冗长，像党报或小报的标题，差点导致我放过这个本期南周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
少年余放，湖北省高三学生，全国化学奥赛决赛选手，在考试前一天从老师那里拿到了竞赛真题，一条路已经摆在眼前：拿奖、保送进最好的大学、金砖铺地。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在考卷上用红笔写下举报信。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女人香》，然而《女人香》的圆满结局是否能在余放这里上演？我非常悲观，我想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而且从南周的报道里，我们已经看到老师们、教委领导们、竞赛组织者们正在做着我们熟悉的表演姿态：对媒体含糊其辞，私下里紧锣密鼓地消灭真相。
我为少年余放担心，我更为他的勇气所深深震撼，在这个中庸之道已经成为境界的国度里，余放的勇气绝对是罕见的，也绝对是会被不遗余力地扑灭的，因此报道读到最后，我有些想哭。
对于一件真相还未完全大白（很可能永远也大白不了）的新闻事件，曹记者的报道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以客观却暗含讽刺的笔触描绘事件中的各色人等，而报道最后的“飞车追余放”让人有悲凉之感，余放在出租车内回首的镜头定格在读者的脑海中，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姿态。
9月5日 有报周周评——我看8、31南周有报周周评——我看8、31南周 抢救江卓群 和一些豆友的观点一样，我觉得放在介绍抢救江卓群过程上的篇幅太大了，我注意到的几点是：报道中几次提到，医生反映压力太大了。压力来自哪里？周伯平院长说了：“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这个病人治不好，有人就会认为是卫生体系不好，投资环境不好，还会影响社会安定。”说白了，抢救禽流感患者江卓群就是个“形象工程”，而《南方周末》的生动报道，也不过是配合“形象工程”的一次报道。在治疗成功后，医院总结的经验有：无微不至、密切观察、舍得花钱。明眼人都知道，在中国，有几个病人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呢？除了少数重要人物外，怕也只有被当作“形象工程”的像江卓群这样的幸运儿了。
如果是要真正关注禽流感这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题，《信息比药物更重要》这篇篇幅不大的访谈远比“形象工程”有意义。或许记者可以把更多的篇幅放在介绍禽流感在中国的流行状况、走势，以及禽流感流行的潜在危险上。
方舟评论：冷看富士康 这是近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认真读完的方舟评论，窃以为它是方舟评论可供参考的一个样板。首先话题好，不仅因为它热门，也因为关于这个话题，争论虽多，真正把它云山雾罩背后的问题说清楚的，还很少见。其次评说得精辟生动。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话题好，南州也许不乏有水平的评论员，但在话题的选择上，往往太过宏观，让人提不起看的兴致，像这样对热门话题的评点，一能吸引眼球，二让读者茅塞顿开，甚好。
“傻根”知识分子募捐事件 这篇报道的描述颇为生动，可读性甚强，是本期南周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报道。但我觉得对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南周挖掘得不够。一个大学讲师，为了替患白血病的学生筹钱治病，使出了浑身解数，她的一些行为，其实已经游走在危险的边缘，比如不断播打名人电话求助。贺卫方教授在点评时说：“别人没有给她资助，她就把对方的名字公布出来，这违反了做这样的事情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费冰消把拒绝资助的人的名字公布出来了吗？这一点，文中没有提及。
从卖身救母到网上一波又一波的募捐浪潮，再到费冰消的“傻根”行为，凸显的，都是我国救助制度的缺失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南周是否可以就此深入讨论？个人或集体发起募捐这种行为，在我国法律中到底有哪些约束、哪些规范，募捐行为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国外有没有可供参考的范例，把这些问题讨论讨论，相信这篇报道会更加丰满。
君特·格拉斯vs党卫军 南周用了两个又二分之一版的篇幅做格拉斯与党卫军这个专题，煞是吸引人。因为得了诺贝尔奖，格拉斯和他的《铁皮鼓》为中国读书界所熟知，关于格拉斯在回忆录上披露自己曾参加党卫军这一事实，从南周的报道上看，在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界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在中国，似乎讨论还不多，南周的深度报道很及时，也很独家。只是在摘录了那么多国外媒体和国外作家的声音后，没有任何中国知识分子对此的看法，是个小小的遗憾。格拉斯的自曝乃至德国舆论的大哗，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也有过极端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些历史中的命运，在当下面对那些历史的态度，从来就是一道没做好的课题。
百姓记事 第一次认真看了所有百姓记事。“记者记事”是个很好的栏目，在良莠不齐的百姓记事里显得一枝独秀。南周编辑不妨考虑多开辟几个这样的栏目，譬如“医生记事”“老师记事”等，不定期地更换。此外也可就最近的热门话题开辟栏目，譬如“重庆大旱记事”之类。这一期的百姓记事，《我们不开同学会》、《做义工》是我比较喜欢的，平淡事里有深意，《电话里的父母》、《我在饭店当传菜员的日子》则除了平淡，还是平淡。儿女在外，父母希望多与儿女交流，这个主题太平常了，作者描写的细节里也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东西来。《我在饭店当传菜员的日子》标题吸引人，而作者描写的传菜员生活，与我想象的并无二致，没有告诉我更多的东西。
阅读 《精密的历史工具书》、《吏治与治吏》太学术了，不忍卒读，朱学勤先生对曹保印《草根儿》的推介，让我颇有几分意外。以前对朱先生的印象主要来自他深厚的学养，犀利生动的文字，此次他却以深情的笔触谈论打工子弟学校，谈论描写打工子弟学校的小说，南周如果能时常袒露出学者的另一面，也是件大好事。此外，对朱先生的文章，我有小小的看法。打工子弟学校是个复杂的问题，仅仅从道德层面上去热烈赞扬它，是不够，甚至危险的，这不像朱先生一向理性的作派。
专栏 王尧先生的专栏文章一贯地好，就是引述太多了，大概是学院派的习惯吧。王斌的“电影后面”专栏是个不错的角度，但这篇《八号公馆》却有点言之无物。杨波的“凯达格兰人”专栏我一向看不懂。 8月22日 独行瞎评报——我看南周817国际狩猎场vs考研班教父vs追风小组 窃以为国际狩猎场和考研班教父两个版应该换一换，狩猎场放“调查”或“观察”，考研班教父放“头版”和“纵深”。何出此言？盖国情是也。对于狩猎，国人大多只从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小说中获得些印象，即便富人，接触过狩猎的怕也不多，一句话，它离我们还太遥远。就报道本身而言，看完了两个版的报道，我也没闹明白拍卖国际狩猎权和拍卖狩猎配额是怎么回事，只是了解了一个“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国际狩猎场。从这点说，我觉得这篇报道类似“观察”版的追风小组，介绍一个普通人知之甚少的事物，有可读性，但放在“头版”还“纵深”一下似乎并无必要。 考研班“教父”就非常富有中国特色了，光考研班这个话题足可拎出一串问题来，而报道仅仅详细描述了教父的江湖路终结过程，让人还有许多疑窦。芦云鹏为抢夺资源，打压竞争对手，不惜买凶杀人，这在考研班市场中，到底是典型还是非典？报道中提到，芦云鹏始终声称，在这个市场里，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使用暴力者。他这番话到底有几分真实？市场竞争固然向来残酷，但何以一个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市场会这般刀光剑影？这样调查下去，固然难度很大，但哪怕是多采访几个考研班准教父、小教父，给我们看看冰山一角，顺便点点考研教育的筋，这个话题也可以更厚重一些，而在这篇报道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罪犯的犯罪道路。 80后，结婚啦 首先注意到，这篇占据两个版的报道是由两个实习生完成的，在南周实习，能独力捉刀大稿，羡慕一个，而这两个实习生，怕也是80后吧，大概这个选题是他们想到的，赞一个，选题很不错，标题吸引人，内容可读性也甚强，捧杀完毕，棒杀开始。 报道主要选取的两对新人分别代表了“现代嬉皮士”和“小康阶层漂泊者”。不能说他们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加起来代表的也只是80后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即使是在大城市中生活的80后。也就是说，两个个案档次没有拉开，或许应该换一个或另添一个个案：出身农村，在大城市中较为艰难的奋斗着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的人群更多，他们的婚姻面对的问题也会更多，更能凸显出这一新现象的新问题，这样的几个个案故事放在一起也会更富有张力。 爱做秀的潘石屹 这篇报道被豆友们批评得一塌糊涂，名人不好写，像潘石屹这样的名人更不好写。他那些料已经被媒体炒了无数回现饭，而他不肯爆的料，怕是没人能从他嘴巴里撬出来。 民工荒vs两代民工的生活 这是本期南方周末中我最喜欢的报道。民工荒的问题这两年一直在谈，这篇报道为我们带来了几个新讯息：工厂企业从沿海迁回内陆后民工荒仍然存在，民工数量不是结构性短缺，而是绝对短缺。虽然没能给出有效对策，但能把一个问题说清楚，也不容易。 两代民工的生活选取的素材很普通，但真切描绘了民工生活的新状态，这两年来，这样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文章在南周不太多见了，所以难得。 朱哲琴：爱的信徒 上次做周杰伦和陈绮贞，被豆友们bs了一把，这回便来做朱哲琴。另类就是另类，朱哲琴的经历和想法，与流行乐坛的大小歌手们确有霄壤之别，给我们带来不少新奇的东西，但我有一个问题：另类的朱哲琴却有着奇怪的畅销，用何训田的话说：“我都不知道把握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的销量这么好。”如果说朱哲琴的音乐不是流行音乐的领域，那么她的音乐是一个什么领域？她的畅销，是因为这个领域的人太少，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这点似乎还可以深挖。 白求恩的爱与恨 上次后窗向我提问，觉得阅读版该介绍怎样的书，这次介绍的《白求恩传》就很不错，既有可读性，又有深远内涵；既切合当下的新潮话题，又有振奋人心的效果，一个高贵的人总能振奋人心的。《白求恩最恨什么》也不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白求恩，《杨阳：“我不服气！”》则有点不痛不痒。同是重塑经典，《白求恩》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怎样的可比性？（一个是经典人物，一个是经典小说）对于白求恩国外生活剧情与中国生活剧情比例的安排，导演有怎样的想法？这样一部讲述加拿大医生的电视剧，在海外如何发行？这些问题我都想知道，而记者对杨阳以前拍摄作品的关注，似乎无必要，毕竟我们关注的是《白求恩》，而不是杨阳这个人物。 8月14日 有报周周评——我看8、10南周文化版有报周周评——我看8、10南周文化版 盗版：谁动了我的奶酪 南周的这篇报道主要涉及盗版影碟，那我们就说影碟。对于盗版书，可能学生会买，而自己也出书的大学老师不会买，但对于盗版影碟，下至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上至电影学院的老师，谁不说一声“我爱盗版”？南周这篇报道讲到了亚洲国家盗版商的猖狂，讲到了盗版碟的生产线，讲到了正版维权的艰难，讲到了国内外电影界人士对扩大市场准入的不同意见，但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正版影碟与盗版影碟的差价那么大？为什么我几乎看不到多少卖正版影碟的商店？如果不买盗版碟，我怎么看《低俗小说》、《春光乍泄》，更不用说那些更小众的电影？这些现象或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解决办法？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没有了市场需求，盗版碟自然不会如此猖狂了。盗版问题在中国的严重性不言而喻，但打击盗版永远是治标不治本，切断（至少是减少）盗版碟的市场需求才是根本之道。袁蕾的这篇稿子做得很用心，但关注盗版问题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呢？
男色选举：被淹没的“男色”声音 是个很好的选题，但是做得不够深入。“加油好男儿”可做的点我认为有两个，其一是男色标签，即使就是选“演艺界的偶像”吧，演艺界的偶像就该是中性、柔弱、浅薄的？对“好男儿”的这些标签，主办方如何看？评委如何看？“好男儿”自己怎么看？这标签有多少是真正的集体特征，有多少是炒作的成分？报道涉及的很少。其二，偶像是选出来的，大家为什么偏好这样的“好男儿”？即使观众投票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加油好男儿”受追捧是事实，这折射的是当下的审美观？是媒体的引导作用？这些报道基本没有涉及。报道更多的是背景材料和记者亲眼所见的东西。不过我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这些太过年轻的好男儿，能谈到的东西恐怕有限，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发言是严重受限的，这一点记者在文末也提到了。但我们可不可以想别的办法，比如说听听“甲壳虫”“香槟”“橙汁”们的想法，听听美女评审团们的想法？总之，因为太多声音的缺席，这个本来大可探究的话题没能深入下去。
奚啸伯往事：余香细细，绕梁不绝 南周能将章诒和发展为长期合作的撰稿人是一大幸事。我以为章诒和的文风是“往事”版文章最理想的文风。以往“往事”版里有些文章钩沉政界、军界秘闻，文风也较为枯燥，这样的文章恐怕只有对这方面有较大兴趣的读者才爱读，章诒和写民国伶人，即使对京剧无兴趣如我者也爱看，一来文笔细致蕴藉，二来文章留下的回味空间很大：时代的变迁、当时的文化氛围一一展现，而人物与环境的关联，性格与命运的纠缠更留下无尽思绪。
民国文人趣味：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孙郁的文章我爱看，但恐怕爱看的人不多。孙郁的文章不讨巧，平淡里见功力，需要细品。在这篇《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里，似乎大多篇幅都是引用史料，但却时有珠玑之语，整篇文章读下来，对新文化时期文化里东西新旧的纠合，又有了新的体验和启示。我觉得这样的整块文章比分割的专栏好，以前写作版里龙应台的整版文章和李敬泽的小说月评整版都是我很喜欢的，整版文章厚重而有冲击力，遇到好的主题，好的作者，读者大有可能冲这一版买下报纸，以前只要有李敬泽小说月评的南周我都会买。
马达加斯加：可否更多人文，更少描景？ “地理”的文章不好写，我的意见是：纯粹描景的文字少点再少点，看那些文字不如看风景，可以更多一些行者的个性化感受，更多一些人文环境的体验。曼陀罗写到马达加斯加的来历，写到自己被抢的经历，这些我都有兴趣，但看到《高原雨季》和《圣山上的亡灵崇拜》时，我就渐渐失去耐心了。“地理”版里我最有印象的一篇是写印度的孟买，作者眼里孟买城贫富极度悬殊的景象，给我很深的印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更深、更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还需要看纸上的风景吗？
何多苓&新媒体艺术展：审美PK观念 本来这两篇报道单独看没太大的意思，但编辑把它们放在一起，顿时成了有意味的形式。何多苓对审美的执著，新媒体艺术展中良莠不齐的观念创新，不同形式的艺术呈现出参差的意味。顺便说一句，南周数次用整版篇幅报道一些先锋艺术展，能感冒的读者怕是不多。先锋艺术在中国还是一些不太成熟的艺术形式，给予太多的关注我以为不是很适合，不如像这样，让艺术们在对照中呈现更多的内涵。
阅读：书架回归，书籍艰深 又见“秘密书架”，很高兴，我一直喜欢“秘密书架”这个栏目，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有荐书的功用；对搞知识分子研究或搞文学接受研究的学者来说，可以从中爬梳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络，文学作品的接受状况等等。南周一向喜欢介绍一些学术性很强的书籍，比如《傅山的世界》，我看不懂，不敢妄评，但南周可否多介绍一些意义深远，但通俗点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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