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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读《浪漫主义的根源》札记 读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有一章节颇有共鸣,抄几段在下面:
赫尔德说了,每种文化都会拥有它的重心,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文化重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想,彼时彼地,这些理想各有其坚实的根基,到了今天,依然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理解。
假设埃及人想要的东西与希腊人想要的东西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同样正确,同样硕果累累。世上只有少数思想家能够对它们一视同仁,赫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绝对敬仰的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并不因为他们是另类而轻视它们。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赫尔德不喜欢的话,那就是一种文化想消灭另一种文化。
我们可以把赫尔德看成是各类名目的尚古主义的始作俑者。尚古主义希望当地人尽可能保持他们的本土状态,厌恶标准化模式。他们奔走世界各地,搜索各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对一切稀奇古怪、土生土长、幽僻之境的东西兴趣盎然。赫尔德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得到最丰富全面的发展。
在赫尔德看来,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只是客观事实,更是一个辉煌的事实:它证明了造物主丰富多样的想象性,人类辉煌的创造力和无限的可能性以及他们生活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中所感到的激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寻找“如何生活”的终极答案就毫无意义了,所有的答案都可能互不兼容。
我也讨厌标准化的模式,希望多样性可以互不侵犯,和平共存。那种老认为我们比别人优越,老认为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不正常的论调,为我所排斥。 5月7日 陷入泥沼的星空——记莱妮•里芬斯塔尔她的一切罪,根源于她对美的耽溺。 ——题记
有一则讽刺哲学家的故事:哲学家在路上行走时,仰望星空,沉迷于形而上的思考,全然不顾脚下前方有个泥坑,结果扑嗵掉了进去。这则故事可以借用为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一生的隐喻:她沉迷于对美的追求,却不意在现实中深陷罪恶的深菽,至死也不肯直面她的唯美与罪恶间丝丝缕缕的联系。
极致的女性魅力 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个曾为希特勒拍纪录片的女导演,一个曾与希特勒私交甚笃的女人,在二战后,面对潮水般的指责、谩骂,她始终拒绝忏悔,直至101岁去世。她被称作“纳粹婊子”、“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堕落的电影女神”。在一切恶名的“光环”背后,藏着怎样的一个女性呢? 看她的回忆录记述的早年生活,你不得不感叹:上帝实在太厚爱她。当她还是那个叫莱妮的小姑娘时,已经魅力四射。她美貌出众,极具天赋,不喜欢学钢琴,却在柏林音乐厅学生音乐会上技惊四座;不喜欢学绘画,却在国家艺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中,从一百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两位入学者之一。 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尚且表现得如此出色,兴趣所在则可想而知。莱妮对生活充满了主动性,这与她的家庭环境有关。莱妮的父亲专横暴躁,母亲在父亲的强权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从幼时起,她便暗暗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必须遵从自己的意愿。 对生活充满了主动性的莱妮,一旦抓住了自己的兴趣,便投注持久的激情,她的第一个持久激情是舞蹈。明知道专横的父亲不会同意,她仍然瞒着父亲,偷偷学习舞蹈。即使父亲发现了,强行将她送到寄宿学校,她仍把舞鞋偷偷带上,每天练习数个小时,直到最后感动了冷酷的父亲,出资为她举办个人舞蹈晚会。 这种非同寻常的执着、专注,在她人生的每次激情中,都表露无遗:剪辑电影时,可以连续两个月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为了说服看中的人选参与电影拍摄,可以十天半个月地同他们磨蹭、接触,直到最固执的人也被她打动;为了去非洲摄影,经历了无数挫折仍然百折不挠,以七八十岁的高龄数次深入非洲腹地。在这些非凡执着的背后,潜伏着一丝可怕的极端:她为了自己的目标,可以不顾一切。那么如果这目标是发动战争,又或统治世界呢?也许在伟大和罪恶之间,真的只有一线之隔。 当然,在莱妮的早年生涯,生活还是一阙华彩乐章。优秀的天赋加上超常的执着,使她的舞蹈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生活中的一个挫折扭转了莱妮命运的方向:她膝盖受伤,舞蹈事业难以为继。这时她再次展现了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性:她在站台上偶然看到一幅电影《命运之山》的海报,一下被击中了。几分钟后,她坐进了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在被电影震撼的同时,她打定主意要亲自去登山体验。而当在山上邂逅电影剧组时,她毫不胆怯地主动请求自己参演下一部电影。遭到拒绝后,她又锲而不舍地写信,辗转同导演联系,最终深深打动了导演,走上了电影之路。这一连串的瞬间决定,使莱妮的命运之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惊心动魄的一笔,因为如果说舞蹈是纯粹的艺术,那么电影多少将她导向了现实,乃至导向了政治宣传之路。 在莱妮·里芬斯塔尔的人生航程上,每次关键的转向,都是她主动掌舵的结果:向左转,向右转,向前冲!在演员道路已经走上正轨时,一次电影拍摄期间,因为导演的中途缺席,莱妮果断地变卖首饰,争取资金,自己当起了导演。从这时起,可以称她里芬斯塔尔了,从此她将以导演里芬斯塔尔的名字传世。在导演事业蒸蒸日上时,她邂逅了希特勒的演讲,于是主动写信结识,迈出了她人生最危险的一步。在战后,无数次拍电影的努力失败后,因为被海明威的《非洲青山》所深深吸引,她毅然决定:孤身奔赴非洲,开始了她后半生最长久的激情之旅。 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牢牢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却被拖进了极权政治的泥沼。
唯感觉+唯美:与极权的契合 在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中,她完全是被动地被拖上政治宣传的道路,其实她并不像自己说得那么无辜,里芬斯塔尔自己也坦承:她与希特勒相互吸引,而这其间有许多必然的因素。除了他们同样具有尼采称颂的“超人意志”外,里芬斯塔尔对美的沉迷,和唯感觉是从,是她被希特勒所深深吸引的重要因素。 严谨是人们对德国人的印象之一,因此有人不解:如此严谨的民族,为何会为希特勒而狂热?其实这是将严谨混同于理智。严谨不等于理智,真正理智的民族,恐怕是英国,而德国人与其说严谨,不如说认真,他们对目标总是认真得近乎狂热。所以德国人的激情多于理智,但他们的激情是持久的狂热,而非法兰西的激情那般,是浪漫的飘忽不定。 里芬斯塔尔说:“我一生总是相信感觉,很少跟从理智。”感性的人总是情感经历丰富,里芬斯塔尔也不例外。她会轻易陷入迷恋中,而她最激烈持久的两次情感,更是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激情。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男人的激情,都带有强暴的成分。初恋情人强行占有了她,事后塞给她二十元钱;她的丈夫也是破门而入,强行占有了她。里芬斯塔尔偏偏对这两个男人最为念念不忘,她似乎迷醉于带有强权色彩的激情,而这与法西斯美学,或曰极权美学的气质不谋而合:高亢、不容分说的感情裹挟,不假思索的迅速卷入。 里芬斯塔尔爱哭,在遇到困难,功亏一篑时,她多次当众嚎啕大哭。有趣的是,这颇为奏效,男人们面对这大哭,都在惊愕之余,纷纷投降,心软让步。眼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这句话,在这位“超人”女导演身上也未失效。她在充满着强力男性色彩的同时,也具备了女人爱哭的天性。她始终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甚至常常让强烈的愿望蒙蔽了理智。这其中最大的一次错误,便是因为被希特勒所吸引,而渐渐卷入希特勒的政治事业中。 林贤治说:“里芬斯塔尔不会不知道,只要与这样一个政权沾上边,所有的工作,是没有不带政治性的。”的确如此,在结识希特勒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每次邀请,都让她犹豫不决。她知道,与政治人物的交往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但想进一步了解希特勒的愿望与好奇心,使她忽略了内心的理智之音。里芬斯塔尔在回忆录中,多次反省愿望蒙蔽理智的错误,唯独对这一次,却未能自省。她最珍视自己对命运的掌控,但因为被一个政治家吸引而卷入政治,这位艺术家的命运落入了别人的手中。 如果说对事业的执着还算是可贵的品质,而感性高于理智也只是性格的弱点,那么里芬斯塔尔对美过分的沉迷,则是她与极权主义最可怕的一个契合点。 里芬斯塔尔从小就对非功利的美,有着深沉的热爱。她迷恋星空,幼小的她常常在月圆之夜,站在屋顶上长久地遥望星空;她依恋山川和大海,在她遭受挫折和病痛时,她总是在群山环抱和攀岩的激情中重获力量,或者徜徉于海边、潜泳于海底,来平复心底波澜;她热爱非洲和非洲的原始部落人,她的后半生就是一次次深入非洲的激情之旅,即使在非洲暴乱时,她也孤身涉险。她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原始非洲,都有一种纯净、深邃的气质,这与里芬斯塔尔的内在气质、追求是契合的。但她毕竟生活在人间,而且是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时代,更何况她已经沾染上了这个时代罪恶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境中,她仍然沉迷于对美的追求,对身边的一切苦难、罪恶视而不见。在对美的沉醉追求中,她的罪之花也沿路绽放。 里芬斯塔尔是完美主义者,宏观如人生选择,微观如电影拍摄,她的完美主义处处展现。当戈培尔要求她将《奥林匹亚》中黑人运动员的镜头剪掉时,她一口回绝,而当法国要求她剪去希特勒的镜头,否则就不能在欧洲巡回公映,她同样拒绝,因为她的作品是完美的,不容丝毫减损。在战后,她的生活穷愁潦倒,拍电影的努力屡屡失败,这时奥委会主席邀请她拍摄1952年奥运会纪录片,这是个天大的喜讯,她却谢绝了,理由是:她不可能拍出比《奥林匹亚》更好的奥运会纪录片,因此——她也不想拍出更差的。 在电影拍摄上,里芬斯塔尔要求所有的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加以拍摄。替纳粹党拍摄党代会纪录片时,她完全不顾纳粹党内的排名座次逐个拍摄,而是根据自己的镜头美感来拍摄,对那些纳粹夫人们,她也只是把漂亮的女人拍进画面。当纳粹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指责她时,里芬斯塔尔大胆地说:“要是那些大人物娶美一些的女人结婚就好了。” 这一幕令人心惊。美是她的最高法则。作为艺术家,她可以把不美的人驱逐出镜头外,那么作为政治家,她也可能把不美的人驱逐出世界外。尽管里芬斯塔尔不认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但希特勒的种族清洗与里芬斯塔尔的唯美拍摄是有同构性的,只不过一为艺术家的追求,一为政治家的决策。对美的热爱可以走到这一步,实是罪与美的吊诡。
抗争与妥协:艺术家与政治家 面对纳粹党,里芬斯塔尔不是没有抗争过。她大胆向戈培尔推荐一个共产党导演,并为这位导演的才华辩护;她当面指责反犹周刊《冲锋队员》的主编,称他的行为极其卑鄙;面对希特勒一再邀请她帮纳粹党拍纪录片,她也一再拒绝。 但这些抗争相比于她的妥协,显得太过苍白。在艺术家与政治家的正面交锋中,艺术家总是太过弱小,里芬斯塔尔也没能逃脱这个悲剧。她既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量,同时在内心深处,又有着强烈的被征服的渴望。因此她既惧怕希特勒强大的慑服力会让自己失去最珍视的自我,但又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当她终于接受希特勒的邀请,为党代会拍纪录片后,她的抗争便只限于对艺术完美性的捍卫了。 或许一个电影导演要脱离政治的干系,比舞蹈家、音乐家更难,更不用说比作家难。作家是单人运动,舞蹈家、音乐家也只是小型集体活动,而电影是大型的集体活动。导演要成就一部作品,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没有希特勒政府的鼎力支持,里芬斯塔尔又如何能完成她的电影史诗《奥林匹亚》呢?另一方面,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更具有宣传效应,更蛊惑人心,电影理论家格里尔逊称电影为“雄辩术”。 就这样,电影艺术家需要政治家的支持,政治家需要利用电影为自己服务,在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合作中,只能是前者向后者低头,因为政治家可以操纵艺术家的命运,艺术家却没有多少制衡的筹码,最大的筹码恐怕就是流亡。这当然是里芬斯塔尔没有想过的,她愿意为那些无奈屈服的同行们仗义执言,却没敢将目光投向那些在黑暗年代里,主动选择流亡的人们。 里芬斯塔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能地着迷于任何美丽的事物。也许这种对构图的关注,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是非常德国式的。但我自己确实不知道这些……这不是从意识而来,而是从潜意识而来。那些纯粹写实的、生活断面的东西,那些一般的、平庸的东西,我都是不感兴趣的……而美丽的、强壮的、健康的,充满生气的东西,都会使我着迷。” 诚然,追求美是没错的,甚至是高贵的。但如果耽溺于美,将它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那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4月17日 管窥阿富汗——《灿烂千阳》札记(下)管窥阿富汗 ——《灿烂千阳》札记(下) 每个人都是受难者 《灿烂千阳》充溢着女性被压迫的苦难,但它没有成为一个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对立世界。书中的男性并不那么可憎:散发着阳刚之气的塔里克是少女的青涩之梦,懦弱而善良的父亲是扎里勒,即使是恶魔拉希德,也非全无人性。当你知道这个传统观念甚强的男人,其实早就知道妻子和别的男人偷尝过禁果,早就知道自己戴着一顶绿色的帽子,你不禁也会感到一丝战栗:他居然忍了这么久?他何尝没有经过痛苦的挣扎? 在作者的笔下,几乎没有完全可恶的人,因为比最可恶的人还可恶的,是阿富汗社会等级制的严酷。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受难者,承受着不宽容的社会带给人们的精神重负。 如果《追风筝的人》中年轻的拉米尔可以成为一个父亲,如果他也不幸有个私生女,那么他就变成了玛丽雅姆的父亲扎里勒。拉米尔和扎里勒有着相同的善良和懦弱,但即使强大到如同拉米尔的父亲那般,在私生子的问题面前,也依然懦弱。 阿富汗社会的等级制度之森严,对私生子身份之不宽容,让意志最坚强的人也要败下阵来,让品质最正直的人也要被扭曲人格,这种巨大的摧毁力,或许是阿富汗民族忧郁的根源。 《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里各有一位父亲。拉米尔的父亲仿佛一尊铜像,形象伟岸得让人仰视,却面目模糊,你听不到那心灵深处痛苦的挣扎。扎里勒不同,他是有血有肉的常人,他的痛苦无奈,虽未写在脸上,也只隔着一道纱帘。掀开纱帘,甚或只是站在门口侧一只耳朵,就能听到低沉的呜咽。 扎里勒最后写给玛丽雅姆的信是动人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个父亲全部的慈爱和悔恨,此外还有一个男人从貌似强大到脆弱显露无遗,其间所显示的悲剧张力。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突然呈现出苍凉的老态,那总是一幅凄恻的图景。然而这封家书,终于没被玛丽雅姆开启,如同阿富汗许许多多受难者没能发出的呼号,被湮没于无尽的尘埃中。 被忽然摧毁的生活 阿富汗社会的残酷威力,渗透入每个强大或弱小的个体生活中,也渗透进生活的每个细节中。 总有一些人的生活会遭遇巨变,对我们而言,它的名字叫意外。但在《灿烂千阳》里,在玛丽雅姆的生活中,那不是意外。 玛丽雅姆前15年的生活是一首悠长平缓的叙事曲,但她的私生子身份,好似一颗定时炸弹,潜伏在她平静的生活里,潜伏在她与父亲钓鱼的溪水里,潜伏在她与毛拉漫步的山林间,潜伏在母亲娜娜恶狠狠的诅咒中,更潜伏在她每一个美好的梦想里。我们知道,她的平静生活早晚有被打破的那天,连同那些悠长的甜梦。 于是,在她15岁生日时,玛丽雅姆决定去父亲生活的城市找父亲,恶梦终于来了。当她闯入父亲的豪宅时,父亲惊惶失措,拒绝接受她。“两天之前,人世间玛丽雅姆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扎里勒一起走进这个花园。但现在想来,那一切恍如隔世。她的生活怎会这么快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玛丽雅姆问自己。”她不知道,在这个国度里,她的快乐生活是众人为她营造的美好假象,那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注定的。 罪与罚 刘小枫说,西方的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不知道阿富汗文化属东还是属西,但其中确乎流动着深深的罪感。从《追风筝的人》到《灿烂千阳》,几乎每个人物在遭罪时,心里都会升腾起一丝报应的念头:这是对我曾经罪恶的惩罚。 拉米尔在得知自己和妻子不能生育时,自然地认为这是对他曾经背叛友谊的惩罚;玛丽雅姆一次又一次地流产,她觉得这是在惩罚她曾经离开母亲;而莱拉在得知塔里克的死讯时,竟也认为这是报应,惩罚她在母亲为哥哥们的死讯悲痛欲绝时,自己心里却十分漠然。 每个罪恶自有惩罚,甚至每个小小的过错也必有报应,这种观念深深地嵌入每个阿富汗人的心灵。 “一直以来,你对自己太严厉了。”拉辛汗对拉米尔如是说。这似乎也是对阿富汗人命运的暗示。而在我自己的国度,信仰缺失的人们正无所顾忌地追逐金钱和物质,那么阿富汗人对自己的严苛,是否也有一种庄严的意味呢?想到这里,我在对阿富汗社会不宽容的痛恨前停下了脚步。我知道社会的严酷,和个体严厉的自省,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无论是运用宗教的力量也好,威权的统治也罢,一个高度克制的社会,能够按捺住人性中贪婪、放纵的原罪,但也会滋生出残暴,造成普遍的压抑。那么,在严酷和放纵之间,是否有第三条路可走,一条融合着包容与庄严的路?我还不知道。
4月6日 阳光灿烂的女性弦乐组曲阳光灿烂的女性弦乐组曲 ——《灿烂千阳》与《追风筝的人》札记(1) 《灿烂千阳》是胡赛尼的第二部小说。在他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取得巨大成功后,读者都会为他的下一部作品捏一把汗。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读完《灿烂千阳》,初时略显平淡,而最后掩卷的那个下午,我泪如泉涌。 胡赛尼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灿烂千阳》即使没有超越《追风筝的人》,但也没有丝毫逊色。这其中的秘诀,大概在于他将视角转向了女性——这片沉默的世界,是一座丰富的矿藏。 两首忧伤的提琴独奏和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诗 在《追风筝的人》里,最震撼人心的,是哈桑这个人物。他对友情极忠诚,却惨遭背叛;对生活一无所求,却被夺走了一切。他是那个你可以永远信任的人,他是那个每一句话都认真的人,他是那个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人,他是那个随时可以为你赴汤蹈火的人。他在你身边的日子,是一幅美好得不可思议的画卷,却终于被时间的海浪一次次冲刷,在你的记忆里一点点陈旧。这一切,构成了巨大的悲剧张力,宛如一首悲怆的交响诗。 而《灿烂千阳》中的两个女孩,在她们的命运没有交汇之前,是两把独奏的提琴。尽管旋律忧伤,却没有哈桑那样动人的悲剧力量。 首先出场的玛丽雅姆是那把沉郁的大提琴。她像一枚静美的秋叶,生活刚刚开始,便踏入充满苦难的寒冬:身为女性的苦难、身为私生女的苦难、身为不能生孩子的妻子的苦难。但是这些堆积的苦难并不令人动容,反而显得平淡。因为这把大提琴只是平缓地演奏着悲歌,对一切不幸照单全收,逆来顺受,既没有心灵的颤栗,更没有尖锐的呐喊。 莱拉不同,她是一把活泼灵动的小提琴。在14岁以前,她的生命乐曲充满了明亮的欢歌和微妙的幽曲。莱拉聪明而富于个性,生活在阿富汗少有的开明家庭之中,还恋慕着一个青梅竹马的英俊少年。突然之间,战争砸断了这把欢乐提琴的琴弦:恋人逃难远去,父母被炸身亡。一朵灿烂夏花忽遭冰雪。 尽管如此,这把小提琴的忧伤仍比不上那首交响诗力量的浓烈。莱拉只是身心健康,哈桑身上却有着罕见的纯洁和忠诚。莱拉尽管遭遇横祸,但她的恋人没有背叛她;而哈桑为之赴汤蹈火的朋友,却千方百计地将他赶走。两者的悲剧张力,殊不相同。 两把提琴的合奏如阳光般温暖 两把提琴的独奏,没有哈桑那首交响诗令人震撼,但当两把提琴开始合奏,它的和谐和力量,却是那孤独的乐章所没有的。 胡赛尼和传统社会开了个玩笑。在传统社会里,两个男孩的友谊可以是坚固持久的,甚至凝聚着人类情感最美好的内核,而女孩的友谊却总显得轻飘飘,宛如多愁善感的女孩随意吐露的情感。 而在胡赛尼的笔下,《追风筝的人》讲述了男孩友谊的破裂,《灿烂千阳》却展示了极其动人的女性情谊:莱拉点亮了玛丽雅姆的人性之灯,使她焕发出动人的精神光彩;而玛丽雅姆则用自己的生命,为莱拉和她儿女的幸福铺平了道路。两位女性如此相互照耀,其温暖,仿佛漫漫寒夜之后,迎来了冬日阳光的沐浴。 玛丽雅姆和莱拉曾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但在阿富汗,无论是怎样的女性,都很难避免相同的被摧残的命运。她们分别被迫嫁给了同一个男人。莱拉遭遇了在丈夫强制下生活的滋味后,开始理解玛丽雅姆的苦难;玛丽雅姆在看到莱拉因为生女儿而失宠后,开始同情这位难友。两组黑白不同的琴键就这样弹奏到了一起,两组最初不同的音乐动机就这样殊途同归到苦难的主题下。在一个女性受到普遍压制的国度,女性结成受难同盟的契机,随处闪现,而女性的苦难有多么深远,受难者的同盟便有多么坚固。 但这两把提琴的合奏,并非都是忧郁的苦难旋律,相反,她们奏出了高亢明亮的乐音。这其中最动人的,是玛丽雅姆精神花朵的绽放。 莱拉是玛丽雅姆的启蒙者。女性被启蒙,《复活》中也有这样的主题,但玛丝诺娃的启蒙者,是曾经诱奸过她的男人。在《灿烂千阳》中,女性的启蒙者,终于变成了女性,另一位女性。第一次启蒙,是一个挺身而出的行动。当拉希德要殴打玛丽雅姆时,莱拉挺身而出,宁愿用自己的被蹂躏,换取拉希德不殴打玛丽雅姆。“之前从来没有人为我挺身而出。”玛丽雅姆说,一向软弱的她,从莱拉身上,看到了勇敢。 第二次启蒙,是三杯茶,这更具有独属于女性的微妙意味。莱拉邀请玛丽雅姆在院子里喝茶,后来这成了一种仪式。两个遍体鳞伤的女人,在恶魔沉睡的空隙,在繁重家务的空隙,喝茶。即使束缚已经布满了生活的角角落落,也要努力寻找到几杯茶的空隙。玛丽雅姆也许还不知道,这杯茶的名字,叫自由。 就这样,莱拉为玛丽雅姆搭好了精神骨架。而玛丽雅姆原有的那些美好品质:善良、宽宏、母爱,便如一件件羽衣霓裳,飞到那具觉醒的躯体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如灿烂朝阳般冉冉升起。 在拉希德要把莱拉掐死的当头,玛丽雅姆举起了铁锹,朝拉希德砸了下去。她第一次决定了自己生活的轨迹,也将她的启蒙者——莱拉,引领向光明的道路。 一组弦乐合奏犹如灿烂千阳 其实,《灿烂千阳》中不止莱拉和玛丽雅姆这两把提琴。娜娜、娜娜的女儿玛丽雅姆、玛丽雅姆的好姐妹莱拉、莱拉的女儿阿兹莎,这一组女性的命运,犹如母婴的脐带般紧紧相连,宛如母亲孕育孩子的羊水般水乳交融。 这一组女性系列里有两对母女,一对好姐妹。娜娜在女儿玛丽雅姆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知道女儿和她一样,生来就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尽管她的父亲疼爱她,但在娜娜看来,这丝毫不能改变女儿的命运。玛丽雅姆是娜娜耻辱的象征,因此娜娜从来没有给女儿好脸色;但当玛丽雅姆离开她,独自去寻找父亲,娜娜竟上吊自杀了。女儿对她生活的意义,凝结在这个决绝的行动中,她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娜娜对女儿的爱是畸形的,玛丽雅姆只有在日后与阿兹莎的相处中,才能渐渐理解母亲。 玛丽雅姆和阿兹莎彼此间的感情很奇特。她们既像母女,又像双胞胎,此外还有更丰富的意味。玛丽雅姆和阿兹莎都是私生女,都有着天生的善良和宽宏。玛丽雅姆在阿兹莎身上,看到了自己。玛丽雅姆对阿兹莎的爱,是充满了温柔和善意的,不像娜娜的爱那么畸形。但在玛丽雅姆的心里,娜娜一定是和她们在一起的,她们——玛丽雅姆、莱拉、阿兹莎。她和她们在一起,承受着相同的苦难,作为女性和母亲的苦难。 阿兹莎对玛丽雅姆,还有着更多的意义。她对玛丽雅姆天生的依赖,使玛丽雅姆初次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需要的人,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一对母女,莱拉和阿兹莎,一个教会她反抗自己的命运,一个让她感到自己的重要,这都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因此,她怎能不对她们心怀感激,怎能不甘愿为她们赴汤蹈火? 这样的一组弦乐合奏,大概专属于女性。在男性世界里,当然也有祖父、父亲、儿子,他们之间,当然也会有着深切的联系,但必不像女性这般水乳交融。相似的命运和生命体验,像一道古老的咒语,把一代代性格迥异的女性,神秘地联结在一起。 在故事的最后,莱拉又回到了阿富汗。她的幸福是玛丽雅姆用生命换来的,因此她不允许自己满足于平庸的安逸。她要为玛丽雅姆做点什么,为娜娜做点什么,为阿富汗的女性做点什么,为她的故乡做点什么。 “人们数不清她(喀布尔)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正需要被它最深伤害过的女性,来抚平一道道忧郁的伤痕。 10月14日 我们的阿富汗和他们的阿富汗关键词之一:我们的、他们的 《追风筝的人》是“我们的阿富汗”,《喀布尔书商》是“他们的阿富汗”。
《追风筝的人》首先是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它关乎忠诚与背叛、罪与罚、生命中的美好与忧伤,其次它是一个阿富汗的故事。那些美好又忧伤的故事发生在阿富汗这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书中没有刻意地介绍阿富汗,但阿富汗的文化风俗,阿富汗民族的忧郁,却弥散在小说的角角落落里,弥散在哈桑谦卑的眼神中,弥散在每个人物脆弱的命运中。读完小说后,阿富汗这个名字连同它的忧郁,便飘落到我心灵的某个角落里。而《喀布尔书商》首先是一个阿富汗的故事,是一位西方战地女记者,从战火连绵的阿富汗,带回的一个新鲜的阿富汗故事。即便故事里头也有着细腻的人性描写,但我总是无法沉浸进去,我时时能感到那位讲故事的人,那位西方女性的目光。喀布尔书商苏尔坦正在训斥老婆时,苏尔坦的妹妹蕾拉正在思考她的前程时,那位西方女性便来了,带着她的议论和审视:“苏尔坦接过了家庭的权杖,他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不遵从他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他不仅在家里逞强施威风,就是对已经搬出家门的兄弟姐妹,他也要设法控制。……对于这样的严格要求,苏尔坦有他自己的理由,他深信如果没有每一个家庭的遵纪守法、辛勤劳作,一个全新的、繁荣昌盛的阿富汗就永远不可能诞生。”“蕾拉并没有养成一种凡事抗争的个性,恰恰相反,她总是习惯于凡事放弃。”这样的审视居高临下,对笔下人物的局限性侃侃而谈,却缺少一种共悲欢的感染力。西方女记者的眼光,总是下意识地停留在了阿富汗人特殊的局限性上,于是我们看到的,都是特殊的,阿富汗特有的故事,跟着作者一起去猎奇。
《喀布尔书商》的作者,享誉全球的挪威战地记者奥斯娜·塞厄斯塔,她带领着我们——非阿富汗世界的人们——去“看”阿富汗。这里有专门讲述阿富汗妇女诗歌的章节,有专门描述阿富汗婚礼的章节。我们进入了一个阿富汗展览馆,向导员奥斯娜·塞厄斯塔女士指着故事向我们讲解道:“这是阿富汗妇女的诗歌,这是阿富汗的婚礼,这是塔利班时代的十六项禁令……”于是我们看着,啧啧称奇,或许还能发一通感慨,而那种震撼心灵,深深共鸣,勾起生命中最美好最忧伤回忆的感觉是不会有了,因为这是“他们的阿富汗”,他者的故事,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来“看”个稀奇的。
关键词之二:女性 读《追风筝的人》时,我沉浸在忠诚与背叛、罪与罚中,那似乎也是作者迷恋的主题。而在《喀布尔书商》中,你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目光长久地、真切地驻留在阿富汗女性身上。对一个生来便浸润在自由环境中的女性而言,阿富汗女性的处境无疑是让人震撼的,比喀布尔书商更让人震撼得多。因此《喀布尔书商》的主角并非书商苏尔坦,而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女性们,是忍辱负重的第一任老婆沙里法,是娇憨单纯的第二任老婆桑娅,是一辈子生儿育女的肥胖母亲拜比·居尔,更是外表平静内心有无数想法却最终摆脱不了限制的妹妹蕾拉。这些女性全都是美丽的,看过伊朗电影的人都会惊艳于中东女性的美,讽刺的是,最美的女性却最彻底地丧失了展示美的权利,这又是世界的一个黑色幽默。
蕾拉是书中最令我难忘的人物。她具有阿富汗传统对女性要求的所有美德:美丽、勤劳、善良、能干。但除了这些,她还有自己对未来的思量,还有对生活的渴望。而对一个阿富汗女性而言,考虑自己想往的生活便是不幸的开始。因此蕾拉的悲剧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作者塞厄斯塔女士也一定深深地为蕾拉所动容,因此在写到蕾拉时,她那审视的,“看”西洋镜的笔调终于开始真正地贴近心灵。但这还不够,我希望看到一部阿富汗人自己创作的关于阿富汗女性的作品,那不是“他们的故事”,而是“我们的故事”,听说《追风筝的人》的作者胡塞尼的新作《灿烂千阳》问世了,主角是两位阿富汗女性,我期待。 7月22日 淡极始知花更艳,任是无情也动人——论盈盈淡极始知花更艳,任是无情也动人——论盈盈 若论金庸小说中最受欢迎的男主角,令狐冲应该逃不出前三名,而若论金庸小说中最受欢迎的女主角,任盈盈恐怕排不进前五名。其实论美貌,论智慧,论感情专一,任盈盈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但任盈盈并不是读者钟爱的人物,甚至有一些金庸评论者认为任盈盈表面上可以为爱情付出一切,实际上机心甚重,算定了能把令狐冲收入囊中。 这些对任盈盈的态度,究其根源,怕要归因于任盈盈性情的淡泊,我也就从任盈盈的淡泊说起: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任盈盈的出场,是从琴声开始的。对于任盈盈琴艺的高妙,书中有几处动人的描写,细细品味,都与她的淡泊从容、宁静致远有关: “初时所奏和绿竹翁相同,到后来越转越高,那琴韵竟然履险如夷,举重若轻,毫不费力的便转了上去。” “这婆婆所奏的曲调平和中正,令人听着只觉音乐之美,却无曲洋所奏热血如沸的激奋。奏了良久,琴韵渐缓,似乎乐音在不住远去,倒像奏琴之人走出了数十丈之遥,又走到数里之外,细微几不可再闻。” 举重若轻、平和中正、细微几不可闻,这些语句岂不都是盈盈的写照?盈盈在日月教中位高权重,尊荣无限,但她对此毫无兴趣,却愿“独坐幽簧里”。在朝露暗润花瓣,晓风低拂柳梢的琴声中,一个生性淡泊的形象悄然登场。 任盈盈是聪敏的,金庸小说中,聪敏的女子多矣。黄蓉的聪敏,在于机灵,天生的机灵,使她机变百出;霍青铜的聪敏,在于大气,自幼在军中锻炼的她临危不惧,沉稳不乱,有统率群雄的豪气;赵敏的聪敏,兼有黄蓉的机灵和霍青铜的大气,既有耍小聪明,玩弄张无忌于股掌之上的狡黠,又有临阵布局,指挥将领的豪气;程灵素的聪敏,在于磨练,自幼生于险恶环境的她,步步留心,事事思谋,终得以像围棋高手般,布一子而牵全局,思虑周详备至,计谋层出不穷。 而盈盈的聪敏,则与她的从容淡泊大有干系。且看书中最后一段,令狐冲和任盈盈在华山思过崖的黑洞中,同前来观看剑法的五岳剑派众人混杂一处,突然蜡烛熄灭,道路阻塞,众人神智慌乱,乃至自相残杀的险恶时刻,盈盈是如何应对的: “令狐冲低声道:‘盈盈,你在那里?’语音中带着哭泣。忽听得头顶有人低声道:‘我在这里,别作声!’令狐冲喜极,双足一软,坐倒在地。 当众瞎子挥剑乱砍之时,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躲在高处,让兵刃砍刺不到,原是一个极浅显的道理,但众人面临生死关头,神智一乱,竟然计不及此。” 聪明如令狐冲者,神智慌乱时,也想不到这着,并非因为盈盈的机智高于令狐冲,而是她生性的从容淡泊,使她在任何时候,都比他人多些镇定,心神一定,便不会如他人般在慌乱时丢掉了平时的机智。 紧接着的下一段,在左冷禅杀了个回马枪时,盈盈又再次显示了她的处变不惊: “盈盈伸手在令狐冲腋下一提,低声道:‘上去!’两人同时跃起。盈盈先前曾在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歇足,知道凸岩的所在,黑暗中候准了劲道,稳稳落上。令狐冲心想:‘盈盈见机好快,咱二人居高临下,便不易为众瞎子所围攻。’” 即使是盈盈的美貌,也见出盈盈的淡泊。书中对盈盈外貌的描写,多用虚笔,如秀丽绝伦、娇美不可方物之类,涉及具体描写,只对她的肤白反复提及:“肌肤白得便如透明一般,隐隐透出来一层晕红。”“星月微光照映之下,雪白的脸庞似乎发射出柔和的光芒。”“皓臂如玉,长发委地。”雪白的肌肤,总令人联想到性情高洁淡漠,正如《红楼梦》中写薛宝钗的那句:“山中高士晶莹雪”。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任盈盈是个现代隐士。隐士的形象在古代中国多矣,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宁愿被火烧死也不出山的介子推,到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苏东坡。这些隐者,大多可敬不可亲,少数可亲者如苏东坡,皆因他除了隐逸之外,另有一股潇洒神韵。若是单纯的隐士,便殊不可爱,设若这隐士竟是位女性,则这不可爱的程度还要再添上几倍。金庸笔下的女性,其让人喜爱者,要么是敢爱敢恨、性情刚烈者,如赵敏;要么是事事顺遂,我见犹怜者,如小昭;而一个生性淡泊的女性,则让人说不出什么不好,终至无话可说。 然而,任盈盈是不是仅仅为一纯然的隐士呢?非也。金老爷子又说了,任盈盈唯一追求和在乎的,是爱情。正是她对爱情的追求,使这个淡到极处的女子,焕发出了动人的光彩。正所谓:“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有个盈盈骑马过,见人羞涩却回头 说到任盈盈的情,不妨先说她的羞涩。腼腆羞涩,恐怕是任盈盈留给读者最深的印象。盈盈说话,总是“低声道”、“轻声道”、“语音极低极低”、“语声细微,几不可闻”。明明心中爱煞了令狐冲,却时时刻刻羞于启齿,为了掩饰自己的情意,有不少可笑的行为,乃至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这些个羞涩,或许要让读者不解:女孩家羞涩本是常事,但至于如此夸张么?其实如此羞涩放在盈盈身上,并不夸张。要知道她本是个生性极其淡泊之人,世间万事不挂怀,岂料如此幽静之深湖,突然闯入一个令狐冲,顿时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从她在洛阳绿竹巷中轻声地说出“倘若他有耐心,能在洛阳久耽,那么……那么我这一曲《清心普善咒》,便传了给他,亦自不妨”时起,便已春心萌动,到令狐冲学琴,到令狐冲离去,这段长长的时光里,任盈盈的心中想必早已是波涛暗涌。宁静被打破,她心中想必是生平所未有地慌乱,面对自己一步步不自觉地陷入情网,她唯有以腼腆羞涩应对。 或许任盈盈天性中本就有腼腆羞涩的因子,但如果没有遇到令狐冲,她这一面便不会被激发出来。动了情的任盈盈,宛若静美秋叶忽变灿烂夏花,生命顿时灵动起来,而首先显露出的可爱,便是高洁的气质中点染了一层羞涩的胭脂。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动情的任盈盈,第二点可爱,便是她的体贴入微。在金庸小说中,情感专一坚贞的女子甚多,不仅大多正面人物如此,即使非正面人物,如李莫愁、何红药等,也莫不是情感专一者,甚至正因情感太过浓烈,乃至由爱生恨,堕入魔障。任盈盈正好与她们相反,她的可贵,就在于她的体贴和宽容,这方面典型的体现,便是她对令狐冲苦恋岳灵珊的态度。 当令狐冲梦到小师妹不理他,心中酸苦时,盈盈只是叹了口气,轻轻的道:“你额头上都是汗水。” 当岳灵珊与林平之被复仇的青城派追赶,令狐冲心中焦急,却顾虑重重时,任盈盈深夜将令狐冲叫出,有一番如许对话: 盈盈道:“你在挂念小师妹?”令狐冲道:“是。许多情由,令人好生难以明白。”盈盈道:“你担心她受丈夫欺侮?”令狐冲叹了口气,道:“他夫妻俩的事,旁人又怎管得了?”盈盈道:“你怕青城弟子赶去向他们生事?”令狐冲道:“青城弟子痛于师仇,又见到他夫妇已然受伤,赶上去意图加害,那也是情理之常。”盈盈道:“你怎地不设法前去相救?”令狐冲又叹了口气,道:“听林师弟的语气,对我颇有疑忌之心。我虽好意援手,只怕更伤了他夫妻间的和气。” 盈盈道:“这是其一。你心中另有顾虑,生怕令我不快,是不是?”令狐冲点了点头,伸出手去握住她左手,只觉她手掌甚凉,柔声道:“盈盈,在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人,倘若你我之间也生了什么嫌隙,那做人还有什么意味?” 盈盈缓缓将头倚了过去,靠在他肩头上,说道:“你心中既这样想,你我之间,又怎会生什么嫌隙?事不宜迟,咱们就追赶前去,别要为了避什么嫌疑,致贻终生之恨。” 这番对话绵密深长,盈盈步步追问,其实对于令狐冲的回答早已了然于胸,连环套式的问题,只是为了牵引出令狐冲百折千回的心事,而她最后要告诉他的是:只要你我相互理解,又何须顾虑重重?做你想做的事情罢。 世间爱侣,爱得死去活来者多矣,但能真正做到相互理解,相互体谅者有几?所以我以为,在感情中,体贴包容比炽烈激情更为可贵。
我爱你,与你无关 任盈盈是如此宽容:当岳灵珊被敌人围困,为了令狐冲,她出手相救;岳灵珊死后,她又为其精心筑坟;最后她与令狐冲同赴华山,当令狐冲在岳灵珊的故居门前思潮翻涌,想进又不敢进时,又是任盈盈跃过墙头,拔下门栓,将门开了。在令狐冲睹物思人之际,她又悄没声的走到室外,慢慢带上了房门。 她的如许宽容,以至让一些读者生疑:这位任大小姐,到底是多情,还是无情?处在情爱中的人,眼见情郎对旧爱念念不忘,竟能不生丝毫嫉妒之心? 要说明这一点,得提请读者注意,任盈盈开始倾心于令狐冲,便是聆听他讲述自己对小师妹的一往情深。盈盈为何会因此对令狐冲动心?情之由起,在可说不可说之间,但由此我们却能看出这位魔教教主之女的无私:若是将自己看得极重之人,听到一男子讲述对别个女人的痴情,断不会动心,因为即使有所萌动,首先想到的也会是:他对别人如此痴情,何尝把我放在眼里?这样的男人太没眼光! 也有例外者如阿紫,她也是感动于萧峰对阿朱的深情而爱上他,但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不是不自私,而是无所畏惧。她爱上萧峰时没有顾忌其他(如萧峰深爱阿朱,所以不大可能爱上她);她一心想得到萧峰时也没有顾忌其他,设若阿朱还活着,阿紫为了得到萧峰,指不定会对阿朱使怎样的诡计呢。 盈盈的无私和宽容,使她不因令狐冲的苦恋而怨恨令狐冲,嫉妒岳灵珊,但她心中对此并非全无情绪。在她和令狐冲、任我行、向问天四人在雪地中散功,正遇岳灵珊与林平之被魔教中人围困时,令狐冲因为岳灵珊全不顾自己伤势,因为知晓岳灵珊和林平之的海誓山盟而黯然神伤,这一切都被任盈盈看在眼里,因此当任我行称令狐冲作女婿时,盈盈低声道:“爹爹,你休说这等言语。冲哥自幼和华山岳小姐青梅竹马,一同长大,适才冲哥对岳小姐那样的神情,你难道还不明白么?”接着又说:“冲哥为了我大闹少林,天下知闻,又为了我而不愿重归华山,单此两件事,女儿已经心满意足,其余的话,不用提了。”她知道此时的令狐冲,心中装得最多的,仍是岳灵珊,因此虽然心里情深意浓,却不愿表露出半分。这里又体现了任盈盈的另一面:自尊、傲气。 书中曾经提到,任盈盈由于自小便被众星捧月,因此素来自大任性,颐指气使,但由于她生性淡泊从容,不会恃权凌人,享受欺压人的乐趣,因此这股子任性并未演变为骄横跋扈的戾气。而在曲折的感情中,她这股生来的傲气,则表现为心曲深隐,自尊外现。 当令狐冲在岳灵珊面前激动紧张,乃至张口结舌之时,盈盈却是倚着封禅台的一角,似在打盹。令狐冲虽盼着她是睡着了才好,但心里也知道,精细过人的盈盈,绝不会在此时睡着。盈盈在想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她也不会让人知道,她只是装着打盹,不让令狐冲难堪,也不让自己的伤心显露。 当任盈盈和令狐冲以及恒山诸姐妹同行时,她却是独自坐在一辆骡车之中,与令狐冲的骡车离得远远地。当令狐冲请她过来说话时,她的语气也是“淡淡说道”。书中对此的评价是“虽然她与令狐冲的恋情早已天下知闻,但她腼腆之情,竟不稍减。”其实这里任盈盈的表现,与其说是因为腼腆,倒不如说更多是因为她的自尊。在五岳派比剑夺帅时,令狐冲为了让岳灵珊开心,不惜自残,两人演冲灵剑法时,又是情意绵绵。这一切都收入群豪眼中,盈盈心中对此,多少会有些不是滋味吧?但她没有抱怨什么,只是表现出格外的自尊:丝毫不对令狐冲假以辞色,更不用说表露情意。 “我爱你,与你无关。”这其实是一种自尊,其潜台词是:我不会因为爱你,就有求于你。盈盈此时,恐怕也有相似心境:你既然仍然难舍旧情,我也绝不会表露我的情意。我不会求你与我相好,你也不必勉强自己。
盈中有缺 说了这许多,都是说任盈盈的好处,难道任盈盈果真盈而无缺?倒也不是。如果任盈盈不曾遇到令狐冲,或许她这一生真是“幽独空林色”般地完满无缺,但人一动情,关心则乱,忘情之际,必不免有缺。 一些评论者认为任盈盈“自作多情”,举的例子便是这一段:当令狐冲和任盈盈赶着马车去营救岳灵珊时,令狐冲竟沉醉于轻烟薄雾的意境中,想着与任盈盈隐逸终老的神仙生活。任盈盈得知了令狐冲的这番想法后,心中大喜,说道:“你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我虽然感激,可也没此刻欢喜。倘若我是你的好朋友,陷身少林寺中,你为了江湖上的义气,也会奋不顾身前来救我。可是这时候你只想到我,没想到你小师妹……”这时令狐冲才心中一震,想起处于危难中的岳灵珊。于是,盈盈轻轻的道:“直到此刻我才相信,在你心中,你终于是念着我多些,念着你小师妹少些。” 看官尽将盈盈的这番心事看作是“自作多情”,因为紧接着下来,岳灵珊惨死,令狐冲的表现便说明他仍然没对小师妹忘情,说他此时念着盈盈比岳灵珊多,实在未必。 说到任盈盈的“自作多情”,还可再举几例:令狐冲在山洞中对任盈盈说:“自今而后,我要死心塌地的对你好。”这话刚一出口,他心头马上就浮现起了岳灵珊的倩影。而盈盈却是“眼光中闪出喜悦的光芒”,说道:“冲哥,你这是真心话呢,还是哄我?”令狐冲当此之时,再也不自计及对岳灵珊铭心刻骨的相思,全心全意的道:“我若是哄你,教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于是乎,盈盈“只觉一生之中,实以这一刻光阴最是难得”。其实以任盈盈的精细,应该知道此时的令狐冲,不可能专情于她,但当此心摇神动之际,她也傻了一回。 还有一次是在令狐冲掌门之际,任盈盈前来捧场,嵩山派的人借此刁难令狐冲:“这个姑娘,是魔教中的要紧人物。令狐冲,你说是也不是?”令狐冲道:“是又怎样?”乐厚道:“恒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令狐冲道:“做不得便做不得,那又有什么打紧?”盈盈对此话大为倾倒,心想:“你为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这里任大小姐未免牵强了。令狐冲生性散淡,做恒山派掌门本是情势所迫,别说是为了盈盈,就算是为了一个普通朋友,他也会放弃掌门之位,“为了我什么都不在乎”的联想未免夸张。 任盈盈在情感中这些缺乏理智的心思,除了与情感中人智商下降有关,也与金老爷子对任盈盈塑造的缺陷有关。在金庸笔下,任盈盈如此宽容无私,但她却未能真正做到“我爱你,但与你无关”。她还是有所求的,那便是比翼双飞的连理之愿,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任盈盈既然对情郎苦恋他人也能包容,不免使人觉得她是否已经淡泊到可以毫无欲求了?非也。任盈盈虽极力克制,却仍然克制不住地希望赢得令狐冲的心,因此一旦发现了一点令狐冲对她动心的苗头,便不自禁地以为令狐冲的心在大步向她靠近了。 这既是任盈盈的缺陷,但也不妨说,这点缺陷,使她向常人更靠近了一点,如果在任何时候都不失理智,毫无偏差,是不是也有些无趣呢?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最后说说令狐冲对任盈盈和岳灵珊的情感。许多读者都认为,岳灵珊才是令狐冲始终的最爱。这种说法不能说不正确,如果说爱就是心慌意乱,脸红心跳的话,那么能让令狐冲如此的,确实只有岳灵珊;而如果跳出这个范畴,将爱理解为一种幸福感:爱就是和此人在一起才觉得幸福,那么可以说,令狐冲的爱最终还是转向了任盈盈。但这个转折点并非任盈盈以为的,是两人共处马车之时。那时的令狐冲,虽然已经在从对岳灵珊的痴恋中慢慢解脱,但并未真正转向,转折点应该是在岳灵珊死后,令狐冲重伤之后醒来的这一段: “令狐冲想要坐起,身上所垫的青草簌簌作声。琴声嘎然而止,盈盈回过头来,满脸都是喜色。她慢慢走到令狐冲身畔坐下,凝望着他,脸上爱怜横溢。 刹那之间,令狐冲心中充满了幸福之感,知道自己为岳灵珊惨死而晕了过去,盈盈将自己救到这山洞中,心中突然又是一阵难过,但逐渐逐渐,从盈盈的眼神中感到了无比温馨。两人脉脉相对,良久无语。” 此前,任盈盈的深情厚意并不能抚平令狐冲苦恋的伤痛,相反,因为令狐冲心属他人,以及任盈盈性情的淡泊之至,令狐冲一度觉得任盈盈是“美人如花隔云端”,相距极远,然而此时,心中难过的他却终于在盈盈温柔的眼神中充溢了温馨之感,尽管旧伤口仍在,但已不是不可解脱的心魔,而是只待痊愈的疤痕。 到后来,两人几番死里逃生,情意更增,而最动人的一段,则是两人被仪琳之母捉住,胁迫令狐冲娶仪琳时的一段。当时二人被点中穴道,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便有了一番无语的交流: “忽见她眼珠转了几转,露出狡狯的神色,左眼眨了一下,又眨一下。令狐冲未明她的用意,只见她左眼又是眨了两下,心想:‘连眨两下,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了,她在笑我要娶两个老婆。’当即左眼眨了一下,收起笑容,脸上神色甚是严肃,意思说:‘只娶你一个,决无二心。’盈盈微微摇头,左眼又眨了两下,意思似是说:‘娶两个就两个好了!’ 令狐冲又摇了摇头,左眼眨了一眨。他想将头摇得大力些,以示坚决,只是周身穴道被点得太多,难以出力,脸上神气,却是诚挚之极。盈盈微微点头,眼光又转到剃刀上去,再缓缓摇了摇头。令狐冲双目凝视着她。盈盈的眼光慢慢移动,和他相对。 两人相隔丈许,四目交视,忽然间心意相通,实已不必再说一句话,反正于对方的情意全然明白。娶不娶仪琳无关紧要,是和尚是太监无关紧要。两人死也好,活也好,既已有了两心如一的此刻,便已心满意足,眼前这一刻便是天长地久,纵然天崩地裂,这一刻也已拿不去、销不掉了。” 这是金庸小说中最打动我的爱情段落,两心如一,连话语也嫌多余,世间有此一人,便能慰藉所有的孤独。 如果没有令狐冲,任盈盈的生命便不会焕发如此光彩,而如果没有任盈盈呢?令狐冲便不会懂得:爱的真谛不在于意乱情迷,而在于相契琴瑟和谐,相守笑傲江湖。 3月2日 时间深处的芬芳时间深处的芬芳 ——《居里夫人传》札记 一
“你问我的前途计划么?我没有计划;或者不如说,我的计划太普通,也太简单,不值得说。我是得过且过,到了实在不能过的时候,就向尘世告别:这损失想必很小,而人们惋惜我的期间,也一定很短,和惋惜许多别的人一样短。”
一个寒冷的冬夜,在波兰的乡村里,19岁的家庭女教师玛妮雅写下这些愁惨的文字。她当然不会想到,17年后,她将获得人生中的第一个诺贝尔奖。那时,别人称她为居里夫人。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居里夫人无疑是有天才的,这天才,在她的童年时期就表露无遗。但是,与许多天才人物不同,她一点也不以自我为中心,一点也不自负。
读《雨果传》时,一处情节让我格外感触。雨果有位青梅竹马的妻子,婚后几年,又拥有一位娇俏可喜的情人。当他携情人旅游时,竟不忘时时给妻子写一些热情洋溢的家书。家书里他描述春光美好,佳人相伴,还有对家庭的思念,丝毫不觉有何相悖。
这个在少年时就放言“我要让巴黎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天才作家,大抵在潜意识里就觉得,这世界是以他为中心的。他不会因为红杏出墙而对妻子心生愧疚,他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自己并不觉察,更不痛苦,这也是一种禀赋啊。拥有这种禀赋的天才,可以列一串长长的名单,但居里夫人却是个绝对的例外。
居里夫人的天性是先人后己。当家里的几个兄妹都因为家境贫寒而难有求学机会时,她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己去做并不喜欢做的家庭教师,以资助姐姐到巴黎深造,等姐姐学业有成后,再回头资助自己去巴黎求学。她知道,这个决定的后半部分能否实现殊难逆料,但她心里想的只是:家中这几个禀赋非凡的孩子,绝不能都被埋没了,而首先应该被拯救的,是别人。
六年枯燥的乡村家庭教师生涯,一段幻灭的乡村爱情,使不太自信的玛妮雅几近绝望,因此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段文字。
奇怪的是,富于牺牲精神和超凡的倔强执着都统一在这副柔弱的躯体里。当日后她走上科学道路时,她表现的,是舍我其谁的坚定。在艰苦的小棚屋实验室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提炼纯镭,聪明人看来毫无前途的事情,她没有任何退缩和犹豫。在另一副瘦小的躯干里,我也看到这种奇怪的统一。鲁迅早期的小说里,也常常流露出玛妮雅信件里所有的幻灭情绪。年青的鲁迅,为了对母亲的爱而屈从于母亲对婚姻的安排;为了资助弟弟完成学业而匆忙回国;为了兄弟间不明不白的不和而一声不响地搬出原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这样一个隐忍牺牲的人,却是最倔强的战士。
我们已经习惯了天才人物的自负与自私,似乎那是他们的特权,而像居里夫人这一类人,却散发着罕见的光彩。她并不因自己的天才就将自己格外看重,这有时使人心惊:如果她与那个乡绅少年的爱情未受阻挠,说不定她就真的成为一个波兰乡绅夫人呢。这有时还使人心疼:如果她能用对待科学事业的执着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当索尔本大学拒绝为她和丈夫提供实验室和教授职位时,他们能气壮山河地去争取,那么他们或许会少一些艰辛,或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如果那样,居里夫人就会成为我们熟悉的那类恶魔天才了。我们宽容天才的自负,而对于居里夫人这样美好的人物,则要感激。
我们还要感激,上苍不仅创造了居里夫人,还让她遇到了同样美好的居里先生。
二
“我二十岁的时候遭到一件大不幸,我失掉一个我很爱的童年女友;在那可怕的情况下,我日夜只是固执地想一个念头,试着把折磨自己当作一种快乐。后来我诚心发誓要过传教士的生活,决定只对事物发生兴趣,而永远不再想到自己或人类。从那时候起,我常自问,这种对生活的放弃是否只是一种用它来对付自己的手法,以便取得忘却的权利?”“我把您的相片给我的哥哥看了,我是不是做错了?他很赞美您。”
这是居里热恋时写给玛妮雅的信。玛妮雅固执地拒绝着这个法国青年的追求,她曾经经历过无谓的爱情伤痛,如今她只想为科学献身,而且她希望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和父亲的身边,接受这个法国青年,似乎意味着她要思考许多与科学无关的事情,她不愿意。居里给别人的印象也许是个古板的物理学家,其实他有一颗极细腻的心,他能看穿这个矜持姑娘的心思,还能写这样含意委婉的情书:我们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和想法,我们是不是也犯了相似的错误呢?
这封信让我无端联想到王小波。人在情感中,往往容易流露出性格的另一面。稳重的人在情感中反而任性,深沉的人在情感中也会显露出天真。“我把您的相片给我的哥哥看了,我是不是做错了?”小心翼翼的羞涩,有种天真的神气,就像智慧尖锐的王小波写的情书:“你别为我担心,我遇到过好多让我难过的事情。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我从蚊帐里钻出来,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涂得镜子全变蓝了……”
玛妮雅在索尔本大学同学的眼里是个怪人:沉默寡言、极度勤俭,除了科学,似乎对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而居里同样是个怪人,他们的相似不仅在于同样热爱科学,同样轻视物质生活,还在于他们同样轻视荣誉、名望、地位这样一些似乎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诱惑。
他们做过一些相同的傻事。居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教授的职位。朋友们为他竭力奔走,但没有他本人走访各领导的努力,还是不行。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居里很不情愿地去四处走动,而当他发现还得在那些人面前自我夸耀一番时,他实在觉得无法胜任,索性夸起他的竞争对手来,而科学院的院士们也真就顺着居里的夸赞,把职位给了后者。
玛妮雅在法国求学期间,一度资金紧张,几乎难以继续学业。她的好友费了很大劲为她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玛妮雅善于帮助别人,却不善于为自己争得这种帮助)。令这笔奖学金委员会成员惊讶的是,没过多久,玛妮雅通过兼职,把奖学金如数还给了委员会。在她看来,这笔奖学金是一笔信用贷款,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
这样的两个人结合后,做出了更多惊人的傻事,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在他们发现了镭后,有人提醒这两位贫寒的科学家:申请专利权,确定他们在蓬勃发展的制镭业中的权利。两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简短的商量后,两人骑上自行车出去郊游,他们已经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的选择。那一晚,他们疲倦地归来,臂中抱满了田野生长的绿叶和花束。
此后多年,居里夫妇多次遭遇了因资金匮乏而难以开展工作的情况。当有人再次向居里夫人提起这个话题:如果你们当初不拒绝争取财富,那么……
居里夫人这样回答: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这些梦想者不配享受财富,因为他们并不希望,但社会应该把完成工作的有效条件给予这些工作者,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专心从事研究。
在看《居里夫人传》的同时,我还在看《沧浪之水》。小说讲述一个知识分子在进入官场后无奈的人格扭曲。一些我尊敬的人向我推荐这本书,他们说,确实是无奈啊,似乎一切都别无选择,为了生存只能抛弃真善美。
但是居里夫妇让我看到了别一种可能。无欲则刚,如果对物质享受,对虚名都能以平常心对待之,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保留一缕精神的芬芳。 9月5日 追风筝的人我不记得我第一次听到阿富汗这个名词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很久以前,也许,只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才开始熟悉这个名词:阿富汗、战乱、塔利班、本拉登,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阿富汗的一切。
而当以后我再听到阿富汗这个名词时,我一定会想起风筝,我会知道,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规则很简单: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祝你好运。这是风俗,阿富汗人讨厌规则,尊重风俗。
不仅如此,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孩子们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如果追风筝的人手里拿着风筝,就没有人能将它拿走。这也是风俗。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那么,在这本叫做《追风筝的人》的小说里,那个kite runner又是谁?是象征阿富汗人民吧。我带着了解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的愿望,读这本小说,收获的,却远比我预料的要多得多……
我觉得我有好多年没有读过如此好的小说了。
阿米尔是一个阿富汗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所有男孩心目中理想的父亲:正直勇敢而且有势力。哈桑是阿米尔家仆人的儿子,是一个天生的兔唇男孩。李亚鹏怎么说来着?有兔唇的孩子都是神的孩子。对那些命运中有悲剧性因素的人,人们总是无可奈何,谁能抗拒命运呢?于是人们创造出一些说法来弥补,然后人们竭力让自己相信那些说法,只是,命运的悲剧性仍在。
哈桑生来身份卑微,而且,不同于主人家的种族,他是哈扎尔族人,什叶派穆斯林。在阿富汗,哈扎尔族就像欧洲的犹太族,是日后种族清洗的对象,是当时被人嘲笑的对象。不过,对于孩子而言,对于12岁以前的阿米尔和哈桑而言,这些还太难理解,他们只知道,他们从小一起长大,而且,他们喝同一个女人的乳汁长大。
是的,他们喝同一个女人的乳汁长大,因为他们都没有母亲。阿米尔的母亲因为生他而难产死去,而哈桑的母亲,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在生他之后和别的男人跑了。于是阿米尔的父亲为他们雇了同一个奶妈,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说出第一个字,阿米尔说的是“爸爸”,哈桑说的是“阿米尔”。
多年以后,阿米尔回想起来,他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哈桑有着阿米尔不具备的运动天赋:善于奔跑,射弹弓的一流高手,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看电影,阿米尔给不识字的哈桑念故事。阿米尔从小就显示出文学天赋,当他把自己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念给哈桑听时,哈桑说:“阿拉保佑,你肯定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全世界的人都读你的故事。”这不是恭维,哈桑从来不说假话。
哈桑不说假话,而且,他一诺千金。有次阿米尔问他:“你会骗我吗?”“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阿米尔突然决定和他开个残忍的玩笑:“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隔了很久很久,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哈桑说:“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的眼睛直视着阿米尔,而阿米尔却不敢直视他,直视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哈桑。誓死不渝的忠诚,这也许是一个人能给予你的最宝贵的礼物,如果你对它不敬,将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哈桑后来用行动证明了他的誓言,而阿米尔,在许多年以后终于明白,哈桑曾经像兄弟般深爱过他,以前无人那样待他,日后也永远不会有,而他终于丢失了这份最珍贵的礼物,因为他没有同样高贵的忠诚和勇气。
勇气是阿米尔终生缺乏的东西,我怀疑这和他的文学天赋有那么一些关系,想到这点,我这个爱码字的人不禁有些羞愧。但事实是这样,许多文学家迷恋语词的世界,迷恋创造语词的自我,而当需要拿出行动的勇气来时,他们不敢挺身而出,害怕那个最被迷恋的自我受伤害,然后,他们会用语词为自己找各种借口,掩饰懦弱,逃避罪责。至于阿米尔,他天生敏感好静,遇到危难时,总有一个人为他挺身而出——哈桑。当他们遇到那个叫阿塞夫的恶魔少年时,那是一个希特勒崇拜者,一个日后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者,尽管哈桑和阿米尔同样恐惧,或者哈桑有着更恐惧的理由,因为阿塞夫的身份远比他高贵十倍,但哈桑还是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弹弓,假装镇定地说:“阿塞夫少爷,放我们走,我的弹弓正对着你的左眼。”哈桑也许不知道自己将为这句话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但即使他知道,他也仍然会这样做,这并非因为他胆大,勇士不是不会恐惧,而是善于隐藏和战胜自己的恐惧。对于哈桑来说,保护阿米尔少爷的愿望就是他战胜恐惧的法门。
这是哈桑第一次用行动证明他的誓言,第二次,则是风筝比赛时。阿米尔12岁那年的冬天,他成了风筝比赛的冠军。这不仅满足了一个少年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这是阿米尔打开父亲心门的钥匙。长久以来,敏感的阿米尔知道父亲不那么喜欢他,也许是因为母亲因他而死,也许是因为他天性懦弱,因此,阿米尔对赢得风筝比赛的冠军寄予厚望,他要以此向父亲证明自己。他做到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才是比赛的完美结局,于是,哈桑出动了,他是最善于追风筝的人,在风筝跌落之前,他总是等在那个它将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体内有某种指南针。于是,哈桑出动了。
“哈桑!”阿米尔大喊,“把它带回来!” 哈桑的橡胶鞋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
这是全书中最美好的情景之一,这情景将一次又一次地萦绕在阿米尔的脑海里,萦绕在他的梦里。也许有人深爱着你,但却不能总是理解你;也许有人是你的知己,但他不能为你挺身而出,而对于阿米尔来说,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总是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他永远对你的需求了如指掌;他永远不会拒绝你任何事情;他随时随地准备为你牺牲,而阿米尔,却永远失去了这个曾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悲惨不堪。哈桑被阿塞夫一伙堵住,阿塞夫让哈桑交出风筝,否则便要惩罚他当日的反抗。哈桑第二次用行动兑现了他的誓言,于是阿塞夫鸡奸了哈桑。最可怕的是,这一切被阿米尔尽收眼底,而懦弱的他只是全身麻木,袖手旁观;而卑怯的他隐隐觉得,为了赢得父亲的心,牺牲一个哈桑也许是必须的。从此以后,阿米尔再也不敢面对哈桑,他试图激怒哈桑以逼走他,但哈桑永远不会被阿米尔激怒,于是他用卑鄙的诬陷行为逼走了哈桑,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最珍贵的人,并且永远无法平复良心的谴责。 几年后,阿富汗政局大变。动荡的社会让曾经强大的个人也显得如此渺小,阿米尔的父亲除了带着儿子逃往美国,别无选择。逃亡的旅程是艰险的,有一次死神已经轻抚了阿米尔的喉头,在那个最难熬的时刻,父亲在他耳边说:“想一些美好的事情。”于是阿米尔放任思绪翻飞,浮现出来的是:
哈桑和他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阿米尔拉着线,卷轴在哈桑手里滚动,他们默默无声,因为他们之间无需交谈。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他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
阿米尔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他只知道记忆与他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回忆是不受控制的,在生命要到终点的那一刻,想起来的一定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它也许埋藏在你的记忆深处,它也许是你要竭力忘记的过去,但它会自己缓慢爬升,像风筝一样腾空……对阿米尔来说,和哈桑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单纯最快乐的日子;和哈桑在一起的日子,是永远有一个人可以信任和依赖的日子;和哈桑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安心的日子。对阿米尔来说,特殊的是,他用自己的卑怯,粉碎了这美好。
阿米尔和父亲终于逃离了故乡。在美国,他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是,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他觉得,这是对他曾经所作所为的报复。“罪”已经犯下了,“罚”该来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罪恶主动寻求惩罚,而阿米尔终生缺乏那样的勇气,是拉辛汗为他指明了一条救赎之路。
拉辛汗是阿米尔父亲的挚友,也是阿米尔在阿富汗时除了哈桑外唯一的朋友。当父亲对阿米尔的少年习作不屑一顾时,是拉辛汗鼓励了他,他告诉阿米尔:“真主赋予你独特的天分,如今你的责任是磨练这份天才。”而当阿米尔离开阿富汗15年时,他再次向阿米尔伸出了手。住在巴基斯坦的拉辛汗让阿米尔去那儿看他,拉辛汗意味深长地说:“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没有良心的人不会痛苦,而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可怕的不是罪,可怕的是罪后面没有痛与罚。从拉辛汗那里,阿米尔知道了哈桑和他的妻子被塔利班打死了,知道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流落在喀布尔的孤儿院里。把索拉博带离那个恐怖的地方,这便是拉辛汗指出的救赎之路。但是阿米尔再一次胆怯了。如果说他上一次的怯弱不可原谅,那么我理解他此时的胆怯。他已经不是孤身一人,他有妻子、岳父母,他要放弃的东西更多。
于是拉辛汗只得告诉他,其实哈桑是他的亲兄弟,哈桑的父亲正是阿米尔的父亲,因为哈桑母亲不光彩的出身,父亲隐瞒了这一事实。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原来那个正直勇敢的父亲也是有罪的人。哈桑承受的,是两代人施予他的罪。
最近,年近八旬的德国作家格拉斯在他的回忆录里首次披露,他年轻时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一时间舆论大哗,因为这位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一直对纳粹、反犹有着高调的道德批判,人们指责他的怯弱和虚伪。
在基督教文化里,人生而有罪,夜阑静深时扪心自问,又有多少人一身清白,毫无污点呢?更不用说在一些极端的时空里,比如纳粹德国,比如习俗森严的阿富汗,要做到无罪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还是愿意对这个终于说出真话的老翁表示尊敬,公开自己的罪,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米尔终于还是鼓起了勇气,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鼓起勇气。他去到喀布尔,历经一番生死考验,将索拉博带到了美国。但是索拉博受到的伤害是无可弥补的,他以沉默应对所有的亲近,小说并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只是留了一条希望的尾巴。小说的结尾也是全书最动人的情景之一:
索拉博望着那只风筝,嘴角的一边微微翘起。 微笑。 斜斜的。 几乎看不见。 但就在那儿。 阿米尔对索拉博说:“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 索拉博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阿米尔觉得他看到索拉博点头。 “为你,千千万万遍。”阿米尔听见自己说。 然后阿米尔转过身,“我追”。 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但阿米尔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阿米尔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
我追。
小说溢满了忧伤和悲惨。一如阿米尔所说,阿富汗是个忧郁的民族,但它又如此美好。它让我怀想起生命中那些美好的时刻,那些曾经美好的人,他们永远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它让我想好好珍惜那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总是如此珍贵。
美好与忧伤,罪恶与救赎,这些都是永恒的主题。 7月25日 如果你的遗产是一砣屎——读《遗产》(上)“我请求医生让我单独和父亲在一起,我坐下来看他挣扎求生。我打量着呼吸器,上下打量着,但只能在那里坐很长时间,然后才尽可能地靠近他,用嘴唇亲了亲他沉陷的、被摧残的脸,我听见自己对他轻声说:‘爸爸,我只好让你走了。’他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也听不见我的话。震惊、心痛的我还是流着泪对他一遍一遍重复说这句话,直到我自己也相信为止。”
读到这段话时,我终于落泪了。当儿子选择不再用任何方法延续父亲的生命,这是需要勇气的。
Philip Roth是一个知名的美国犹太作家,50多岁的他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爸。老爸12岁就到社会上谋生,凭着自己的坚忍不拔,他做到了一家大保险公司的地区经理。和很多人一样,老爸年轻时的刚毅到了老年就演变为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固执: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不厌其烦地纠正别人的“错误”,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而这个老爸有一天突然面瘫了,诊断结果是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年龄十来岁的肿瘤压迫着面部神经,老爸和儿子面临着选择:要么动手术切除肿瘤,那将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和不可想象的痛苦;要么任其发展,等待肿瘤恶化。
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渐渐衰亡的过程中体味恐惧。
2002年的夏天,我那一向健康的78岁的奶奶突然病倒了,结果很快出来:晚期胆囊癌。她的五个儿女都沉默了。在残酷而无奈的事实面前,沉默是大多数人的方式,就像罗斯和他的父亲在面对肿瘤、面对不可避免的衰竭时,他们也选择了相互缄默。
沉默只是表象,而背后,是瞬息万变的丰富的心理活动。作家罗斯尽可能地描述了自己的,而父亲那一方的,罗斯只能在父亲言行举止间的细微处去捕捉。
罗斯和父亲间的沉默或许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在所有的至亲关系中,父子被认为是交流最少的。父子之间是那座融化得最多的冰山,浮出水面的体积是最小的。罗斯的父亲意志强悍,罗斯也多少继承了父亲的个性,因此他们间出现了父子间常有的沉默的对峙、沉默的反抗。而这对峙和反抗,其实更扭紧了父子间的关联,只是他们不会意识到,只有当那个强悍的可怕甚至可厌的父亲突然虚弱下来时,那些潜藏的、被忽视的怜惜才会如岩浆般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
我的奶奶没有这样的幸运或说不幸。说不幸,因为残酷的衰竭在开始激起的是深深的怜惜,而当衰竭的过程拉得太长,继怜惜而起的,将会是连罗斯也不愿捕捉的——对腐败生命的作呕感。
还好奶奶死亡的过程并不漫长,正好是我的一个暑假。出院后奶奶住到了我家,在那十几天里,她是头脑清醒的,使我得以见证她最后的时光。看到奶奶蜷缩在沙发上,小小的一团,我感觉奇怪又别扭:这就是,奶奶? 6月12日 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隐秘盛开》札记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隐秘盛开》札记
爱,是一个人的事情;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暗恋的故事 暗恋是爱,或者说,爱的萌芽。暗恋,也许是出于羞涩,也许是出于自卑,如同一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暗暗期待能开出鲜艳欲滴的爱情之花,这样的暗恋,也许是爱情的初稿。但当暗恋变成一场毫无希望的爱恋时,坚持下去的暗恋就成了爱,一个人的爱,它是不开花的铁树,用永久的内敛隐秘盛开。
潘红霞是个看上去平常,其实不平常的女孩。这个出身平凡、家世平凡、容貌平凡、才能平凡的女孩有一些隐秘的禀赋:她懂得感恩,懂得感恩的人不善于索取,善于付出;她拥有生活的热情,周围的环境一片灰暗,造物主却在她的天性里灌注了充沛的精力和热情,这样的人有足够的力量投入,哪怕是投入一场绝望;她拥有一种圣徒的品质——坚贞的狂热。
她用一生爱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却始终不知道她的爱,最痛苦的时候,她憎恨这爱,憎恨它怎么会如此坚贞。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终生都只能被这坚不可摧的爱所奴役而别人则不会。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爱具有超越世俗的性质,沐浴在爱河中的人,可以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但当爱情渐渐平稳,步入婚姻,它便也就由非世俗步入了世俗。然而持久的暗恋却自始至终站在世俗的对面,爱情在它面前,显得渺小,这样的爱,滚滚红尘中的人承受不起;这样的爱,无法转化成爱情;这样的爱,有时候成了一种信仰。
信仰的故事 拓女子是山沟沟里的一个女文盲,如果没有女知青卡佳的到来,她的生活就会像其他农村妇女一样宁静又平安。
但是卡佳来了,她向毛主席保证,要让拓女子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新世界。拓女子识字了,读书了,她懂得了有一种生活叫精神生活,她知道了有种东西叫爱,爱就是她要追求的精神生活。然后,卡佳走了,现实来了,为了全家人,她要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人。梦想从此坍塌,然而不能实现的梦想凝结为一个坚实的信仰。
这是结结实实的信仰,除此之外,她的精神生活一无所有;除此之外,她拥有整个世界:和睦的家庭,平静的生活。卡佳唤醒了拓女子,却空留她在铁屋子中一辈子呐喊,这并不动人, 只让人揪心。
爱情的故事 米小米是拓女子的女儿,拓女子用全部的心血培养这个孩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但是米小米在母亲刚一去世后,就去当了坐台小姐。她要卸掉母亲压在她身上的重担,她不要替母亲活,母亲的愿望再有理,再伟大,也不能以剥夺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为代价。
但她终究没能逃脱爱的诱惑。当年纪轻轻的她患上癌症时,她决定要去爱一个人。
朋友指点她一路向西,去到斗牛士的国度寻找,她找到了,在旅途中,并且,奇迹地活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爱情故事,很苍白的,像普通言情小说里刻意编织的美好幻境。
在那些散发着圣徒光辉的爱的故事里,这个爱情故事生硬地挤了进去,结果只能是苍白的。
不完美的 “尘世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以神的完美方式来爱一个人。隐秘盛开,那寂静中难以抑止的激情……他们是爱的天才。”这是小说扉页上的题词,一定也是作者蒋韵的心声,她礼赞这样的爱。
在一个被世俗浸透的世界里,任何非世俗的东西都显得珍贵,容易被人顶礼膜拜。但是……
完美,意谓毫无缺憾;天才,意谓天降奇才;然而一个人的爱,却是肇始于缺憾,是缺憾之根上开出的奇葩,这样的爱,只教人沉默,而非礼赞,当爱深沉起来的时候,往往是没有话说的。 4月9日 并非一定要读的董桥并非一定要读的董桥 “天下好文章都要有布局”,“我很清楚怎么样写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自己写文章一向求好求精。”董桥在《满抽屉的寂寞》中的这两句夫子自道道出了他作文的风格:苦炼。
董桥的文字有一种港台文人特有的精致细巧,还有一种他特有的古雅,这当然与他多年浸淫古玩字画大有关系。比如他写人物外貌,“高挺的一管鼻子像水墨画里的山势,鼻尖下方一抹淡淡的须影是枯笔扫出来的山中小径。”又如他写某个人的婚姻:“后来听说她的婚姻遇到了黑夜的风雪:一下是彻骨的寒气从纸糊的破窗缝隙中薰得人想哭,一下是红红的炉火照亮了满室的春意,最后还是分开了。”这样的文字是把双刃剑,美则美矣,就怕在文字上过分用力,反而使文章的格局狭小了。
董桥阅历之丰从《旧时月色》的编排上就可看出。《旧时月色》分为五辑:谋职香港、负笈台湾、游学伦敦、小居南洋、追思内地,在这些文章里记述着种种的书事、人事、收藏事,作者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万数人。
“伦敦”辑里的文章我以为是最好的,这一辑里多是记人,董桥笔下的人无论是大学教授抑或市井小民,大多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散发着古朴而厚重的气息。这些人不仅爱读书或爱收藏,他们的生活也与书中的人物或历史上的人物有着重重叠叠的相似处,董桥的笔像电影的镜头,一段现实,一段虚构;或者一段现实,一段历史,文章的层次和意境立时丰富起来。
可惜这样的好文章并不多,更多的文章是平淡单薄的,除了文字仍是一例的精巧,看得出专栏文章敷衍的痕迹。还是在《满抽屉的寂寞》中,董桥说:“写文章是智力的活动,不可太动感情,动了太多感情就不该写文章。”董桥散文的味道确是极淡的,不若许多大陆作家的十分沉痛或十分昂扬,“浓得化不开”是一种病,阅历无数而内心始终没有真正震撼的体验,恐怕也是一种缺憾。 3月15日 冷静冷静 看杨绛的《洗澡》。初翻,觉得太像《围城》,其幽默机智,却不及《围城》的十分之一。暗叹杨绛太不高明,其夫君既已是幽默大家,又何必东施效颦。往后看,有点意思了,杨绛的笔伸到其夫君不曾触及的领域了:爱情。
《围城》里方鸿渐和孙柔嘉没有爱情可言,唐晓芙据说是钱钟书笔下唯一的美好女性,但过于矜持的唐小姐和过于谨慎的方鸿渐也只是失之交臂。
《洗澡》里的姚宓显然是杨绛钟爱的人物,一个作者如果太钟爱他笔下的人物,这人物往往就有点完美得失真。相比之下,故事的男主角许彦成倒是个典型的传统士大夫性格,比方鸿渐正直,也比方鸿渐更有几分迂劲。这样一个男人,又是有妇之夫,和一个十分稳重的大家闺秀产生了爱情,这爱情,想不微妙都难。
中国小说里的婚外情,常常是微妙的,不比西方小说里的轰轰烈烈,而中国读者也好这一口,似乎能从中细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微来。
许彦成爱慕姚宓,爱慕她的才学,更爱慕她的沉静,但当他的爱慕步步升级时,却被姚宓的沉静碰了个钉子。“我现在忽然明白了一件大事。我忽忽如有所失,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另一半。我到这个世上来是要找‘她’,我终于找到‘她’了!我怎么也不能失去我的‘她’——我的那一半。所以我得离婚。”许彦成这么一个迂直的男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是在纸条上用笔说的),得归功于爱情冲动的伟大。而那个“她”的回信却是:“你的‘她’是否承认自己是你的‘那一半’?你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是为了找一个人吗?”我有点欣赏姚宓回信的高明了,而这对难得冲动的许彦成来说,只是兜头一盆冷水:“她好冷静呀!”当初迷醉于她的静美,如今却要埋怨她的冷静了。
沉静稳重和活泼任性是两种女性的美,性格内敛的男人往往倾向于前者,然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冷静是有缺点的。”鲁迅在一封信里如是说。其实再冷静的女人,在感情中也是会融化的。人见人愁的李莫愁在当初倾心师哥时,不也是一派天真烂漫么?只因心上人属意他人,她才变得偏狭又冷酷。女人在感情中冷静,常常有其不得不冷静的苦衷。姚宓要冷静,因为许彦成是有妇之夫;《牛虻》里的琼玛要冷静,因为她和牛虻肩负着艰苦的革命事业;许广平要冷静,因为她的丈夫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所以她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一个人“霸占”着丈夫。
情形常常是这样:女人一为别人着想,就得克制,冷静了,而这样的女人却常常被认为不可爱。不够感性,更够不上性感。至情至性的女人总是惹人爱,但人们有时却会混淆任性和至情至性。任性的女孩是私欲很重的,只要满足自己,不顾及别人;而至情至性的女人却是没有私欲的,她们为爱而爱,或者为了某种精神追求而爱,她们中有的外冷内热,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飞狐外传》里的程灵素;有的外热内热,如《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莉香,《卡蜜儿 克罗岱尔》里的卡蜜儿,而她们的灵魂中共有一种动人的飞蛾扑火的热情。
我喜欢至情至性的女人,而对那些不得不冷静的女人,我欣赏并同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暗涌是一种可以让人细细品味,暗暗激赏的状态,而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她们的灵魂往往在煎熬中黯淡,却少有人听到默默燃烧的灰烬里痛苦的心声。在感情的世界里,冷静是有缺点的,对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一个冷静的女人在感情中不复冷静如常了,是不是也会出问题呢?这又是另一个难题了。 9月9日 一本小说“精神生活,他暗自想到,我们为之献身的是否就是这个?我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深处的这些孤独的流浪者,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说精神生活就是它本身的报答?“
看到这段话,你基本可以断定这人是个年轻人。踯躅街头,思考着精神生活、孤独感这些与吃喝拉撒无关话题的,多半都是年轻人。
他是个年轻人,而且是个爱写诗的年轻人。卡夫卡、艾略特是他的榜样,他们在大白天里像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庸常生活,而到了夜晚,就开始创作不朽的作品。这样的人或许还有博尔赫斯、佩索阿,而我们的主角约翰在60年代的IBM上班,兜里怀揣的是精神生活的困惑和成为伟大诗人的梦想。
约翰22岁,再过五天,我也22岁。同为22岁的年轻人,我们会有一些共通的感受。比如对家乡的逃离,对亲人的逃离。在作者笔下,约翰的母亲给人感觉很可怕,因为这是从约翰的角度出发的。母亲每周给约翰写一封信,“这就是她构筑的陷阱,一个他尚未找到出路的陷阱。如果他打算割断一切联系,如果他根本不写信,她就会得出最坏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的结论。一想到在那一刻会刺穿她的悲痛,他就要堵住耳朵和眼睛。只要她还活着,他不敢死去。因此,只要她还活着,他的生命就不是他自己的。他不能够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在作者平静的描述中,伟大的母爱显得啼笑皆非。我不敢说与约翰有同样的感受,但是那种亲情的束缚,我曾经无数次向我的朋友描述过。当你渴望自由,亲人之爱就成了束缚,当你渴望安全,亲人之爱就成了归宿。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而渴望安全是由于人的怯弱。因为承受不了自由的轻飘和孤独的沉重,人们最后说,其实山的那边什么也没有。
约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我生活在21世纪;约翰从南非来到伦敦,我从武汉来到北京。
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男性总是面临着灵与肉的问题。约翰和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做爱,还和男人做爱,从没有找到真正需要的。20世纪的约翰仍然抱守着歌德的名言:“永恒的女性领我高升。”那时的女神是用来膜拜的,不是用来做爱的,在如今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希图再一具具肉体中找到激发灵魂深处激情的女人,我看不出有什么希望。
约翰总在孤独,总在徘徊,总在思考,总在痛苦。在他的感受里,生活就像伦敦的天空,阴霾不散,灰暗冷漠。但小说始终在深处泛着一种诗意,这诗意来自约翰年轻跳动的心。“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街上看到许多行尸走肉,但是约翰不是,尽管他看上去一定很衰。这个对正义的事业无动于衷的家伙说:“只有爱和艺术才值得无保留的为之献身。“这个家伙见一个女孩上一个女孩,但他无辜地对自己说:如果他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和她,他命中注定的女人相遇,那吗他们做爱将会是空前的,一种死去活来的狂喜,而当他再度活过来的时候,就会是一个新人,洗心革面。这个家伙对所有人都爱理不理的样子,但他渴望与什么人谈论艾略特的诗歌。
这样的人也会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总是一副与世界没什么关系的样子,很少有人有机会听到他们心里的汹涌澎湃。
开博客的那个夜晚,我开始看这本小说,非常巧合,书的第三页有这样一句话:“他在证明着这一点:每个人是一座孤岛,你不需要父母。”我想说的是:每个人是一座孤岛,因为我们永远不能连成一片,所以我们需要靠近。
这本小说的作者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这本书有个动人的名字,就叫《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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